都是摆在明面上的，只是没有特别厉害的人能够写出这种绝望铺天盖地的美感。
方先生，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顾虑？
东南亚那边的出版商，普遍不理解方星河的想法，觉得太小题大做了。
“确实。”
轶老师笑着道：“如果你去过那边采风就知道，他们那边都是大问题，比如军阀混战啊、独品走私啊、政权颠覆啊、恶性犯罪啊什么的，官僚体系的腐败黑暗比我们严峻得多，完全不会因为你写的这点东西就将国内视为混乱温床。
可能正相反，他们会觉得太小儿科了，甚至觉得咱们国家最严重的黑暗面却像天堂一样。
所以我判断你这本书在他们的民间可能不会有太大影响——我指的民间是，东南亚那些城市之外的广泛乡镇农村以及边境地区。
这是一本适合城市青年看的书，只有生活在城市安定环境里的青少年，才能共情到那种痛苦。”
方星河听得心里一哆嗦。
轶老师讲得轻松，其实蕴含着极其深刻的残酷。
军阀混战地区的青少年，在他们15岁的时候，可能都已经扛了七八年的枪，亲自处决过敌人、也被敌人割下过亲人的头颅。
金三角地区，或许已经被毒品折磨成了一堆烂肉，或者接待了千位数的客人，也或许正在忍饥挨饿地期待着罂粟田的丰收换来七八百块钱人民币的丰厚报酬。
《苍夜雪》里区区一场由富二代的引发的强碱案，为此要死要活的折腾，在他们眼中，或许是一种值得嘲笑的“脆弱”吧。
“角川先生呢？他是一个很好的说客，他怎么和你聊的？”
角川历彦对方星河极其推崇恭敬。
是的，恭敬，没有用错词。
在这个年代，霓虹是绝对俯视着华夏的，经济体量大得多，社会发达，科技先进，更是文化的输出方。
然而角川历彦体现出一种超出常理的尊重。
“方桑，神交已久，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第一句话就让方星河感到离谱。
于是他直接问：“我才出名不到一年时间，您是在何时知道我的？”
角川的回答叫他大吃一惊：“《新概念》之后的教育讨论，有几位国内的朋友和我聊起过你们对教育的反思，因为我们也有类似的反思，所以很能共情。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方桑的名字。”
方星河更进一步：“那么您是否知道，我是一个坚定的大复仇主义者和仇日分子？”
“是的，我知道。”
角川接下来的话，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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