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出一口被旱烟熏黄的牙齿：“托政策的福，今年光景比往年强点。公粮交得少了嘛！以前要交三成，现在顶多交两成。一亩地少交几十斤，俺家五亩地，一年能多落下一二百斤粮食呢！”他语气里带着满足。
我适时补充道：“书记，之前东洪的提留统筹比例偏高，去年我们按省里要求，统一调整到了20%以内，和全省基本持平了。”
于伟正点点头，又问老汉：“老哥，你觉得现在日子咋样？有啥难处没？”
老汉搓了搓粗糙的手，憨厚地说：“日子嘛，只要人不懒，肯下力气，饿是饿不着。有地种，有粮吃，闲了喂几只羊，年底卖了换点零花钱。家里再喂头猪，过年杀了吃肉，手头就宽裕些。”他顿了顿，似乎想起什么，又说道，“就是……就是这‘摊派’还是有点多啊。挖河要钱，修路要钱，像俺这岁数大、出不了力的，只能交钱。这也要捐，那也要捐，一年下来，也得几十上百块，负担也不轻哩。”
老汉的话很朴实，却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我知道他说的是实情。农村“三提五统”和各种公益事业集资摊派，在90年代初的贫困地区是普遍现象，也是农民负担的重要来源。
我立刻解释道：“书记，按照政策，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制度是并行的。能够出工的，可以顶替部分集资任务。像这位大爷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我们也在想办法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来逐步减轻负担。”
于伟正听完，没有立刻说话。他站起身，目光投向远处苍茫的田野和尚未完工的水库大坝，神情凝重。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农民负担问题啊，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我们发展经济，搞建设，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如果我们的发展，是以加重农民负担为代价，那就背离了初衷，走偏了方向！朝阳同志，”他转向我，语气严肃，“东洪是农业大县，农民占了绝大多数。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是稳定农村、发展农业的头等大事！这方面，你们县委县政府要深入研究，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既要保障必要的公益事业投入，更要坚决把不合理的负担减下来！要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而不是负担！”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的县乡干部，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我们下来调研，不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