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
文秀英既无奈又骄傲，轻手轻脚地上前拿起水壶，上开水房接了热水，顺便找人借了点红糖冲上。
她回到办公室，姜宁宁专注地依旧没发现自己。
不禁好奇地凑上前一瞧。
这是一份旧报纸：
【1973年春，记者在长田公社蹲点调研时，张寡妇年仅十五岁的女儿被债主强行带走“典押”，成了邻村老光棍的“临时妻子”。】
【更令人心痛的是，当我们走访周边六个生产大队时，发现童养媳现象竟在23户家庭中存在，这些被称为“阿乐”的女孩（多为长乐村弃婴）在养家承担繁重劳动，常年无法上学，且已被默认为未来的“家庭媳妇”。】
【老文书抽着旱烟无奈解释：“娶不起媳妇啊，一个彩礼要五百块，养‘阿乐’只要百来斤粮食…”】
【这番话揭示了陋习存在的经济根源——1972年本地人均年收入不足百元的贫困现实。】
文秀英的眉头紧紧拧起来，询问：“宁宁，你怎么突然想到要查阅这些资料？”
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姜宁宁一跳，她愣怔抬头，继而惊喜：“文姐你来得正好，我本来打算下午去找你呢……”
她拉着文秀英坐下，跟她讲了昨天遇到的蓝衣姑娘的事情，并且说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法律宣传不到位，思想不提高，以后世界上还有上百上千个马荷花的妹妹。”
不仅要解决“典妻”与“童养媳”的问题，还要制止丢弃女婴，或者溺死女婴的事情。
换做任何一位有良知的女性，看到基地周边的村子出现这种情况，都会感到相当气愤。
文秀英亦如此：“52年颁布的《婚姻法》早已明确“禁止童养媳”，只是近年来法制机构瘫痪，才导致法律执行断层。”
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
好在，现在法律机构逐渐恢复运转，现在做这件事正正好。
姜宁宁从资料中抽取一张报纸：“文姐你看看，这是陶楼公社的成功实践。通过将10名破坏婚姻罪犯押往34个公社巡回批斗，结合“婚事新办”典型宣讲，使5.5万群众受到教育。
同一年，陶楼公社童养媳的数量便下降了70%。
这个案例充分证明了“法治震慑+新风倡导”模式的可行性，不过，还是需要上长乐县以及法院调取档案卷宗统计现状。”
对于文秀英而言，调取资料对她很简单。
“这事交给我们妇联去办，放心，姐上面有人，他们必定不会推三阻四。”
“哎呀文姐，有你在，果然天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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