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钝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苏松等处积欠的赋税，要是真能追比，别说全部，就是一部分，也足够军需了，但是追比苏松等地的赋税，从大明开国时候就在做了，历代皇帝，不知道派出了多少能臣干吏，前往苏松，但是真的能追比赋税回来的，少之又少。
国朝至今，仅有两次苏州成功的追比了积欠。
洪武十九年，苏州府遭逢天灾，农业歉收，逋赋危机较往年更为严重，然而来自上峰的催征压力却丝毫未减。知府王观遂另辟蹊径，采取怀柔手法，力促富户输粮代偿。
永乐年间的知府汤宗也是差不多的情况。但是能否复制他们两位的事情呢？恐怕不行。
这样的权宜之法虽然效果明显，但在实际中却难以为继。首先，知府们既为朝廷命官，当以法令行事方能服众立威。虽然谕富济贫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但在法律上却无法找到合理性依据，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行难久。
其次，自愿或者受迫的富户并不具有无限的代输空间。他们与知府之间已知仅有的两次合作均发生在天灾频顿之时，此时若任由佃民因赋无出而弃地流离，致使田无耕者，地无佃人，势必将影响到富户的切身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富户应谕代输从长远来看是符合其根本利益的。但逋赋问题连年皆有，不特天灾之时，也不独苏州一府之事，富户代输的能力和意愿都是极其有限的，知府们显然无法屡兴此例。
所以徐阶说道：“方司农，苏松积欠，岂是短时能解决的问题，眼下备倭事大，官军嗷嗷待哺，不赶紧协济军饷，何以御倭？”
徐阶的潜台词也很明确，苏松的积欠赋税确实很多，可是你方钝能把钱收上来吗？显然不行的，人家凭本事欠的，凭什么给你啊。
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前方急需军饷，当然只能协济摊派了。
方钝还是不同意，他说道：“东南本来富庶，现今东南都无力承担的，他处何以承担？”
严嵩作为首辅，当然要出面调停此事了，严嵩当然知道苏松等处的积欠，但是那是累朝以来积累的东西，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眼下东南军兴，急需军饷，这是立马要解决的问题。
协济已经是必然的事情，只是协济多少的问题，严嵩说道：“不如照中枢之例，三七分例为宜，诸位以为如何？”
严嵩所说的三七分例，是中央层面的财政协济的原则。是指拥有财政自主权的户部、兵部、工部各自承担某一大规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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