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在靖难中并未能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山海关以东，他实际的势力范围只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辽东的江阴侯吴高和杨文一直都是靖难军后方的大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绕过朝廷的主力突袭南京靖难成功。
而由于由于永平在燕兵手中，通过陆路向辽东输送粮饷是不可能的，辽东的官军就是依靠海运的粮饷生存的。此事肯定让成祖对于海运有了一些不信任，要知道当时还是有不少的前朝余孽在活动的。
但是仅仅是这个事情，是绝对不可能是成祖放弃海运的，成祖是何等样的气魄啊，远见卓识，非等闲可比的。
但是李春芳和王宗沐等人考察了永乐朝的实录和有关漕运的奏疏后，得出了一个很令人惊讶的结论的，朝廷关于河漕还是海漕的争论，其实是在地方的推动下进行了。
李春芳向朱载坖看了一段耐人寻味的实录记载：永乐九年四月，命户部开河自效民丁一体给粮赏、免租税。初，朝议开会通河及浚河南黄河，命户部凡民丁皆给米钞，及蠲户内是年租税。而山东、河南之人多有自愿效力者。上闻之，遂有是命。
这事情就极为吊诡了，山东民丁竟然在没有得到给米钞和免租税承诺的情况下“自效”，这是很特殊的情况。朱载坖无法想象山东的人民会因为支持国家对北方用兵而积极地投入这项工程，主持疏浚运河的工部尚书宋礼也没有这个人格魅力，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只有一个：在普通老百姓眼中，开会通河是一项惠及自身的工程。
当然，运河确实对两岸的百姓大有裨益，而考察整个永乐时停罢海运的过程，可以发现，朝廷殊少直接动议，更多的是来自地方对压力的响应，行漕中因为经济利益而产生的地缘政治已经露出端倪。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不是朝廷在为地方决策，而是地方一直在推动朝廷决策。尤其是山东等运河沿岸的省份，对于此事是极为重视的。与朝廷在认识运河作用上的迟钝相比，山东地方对运河益处的认识敏感得多。永乐九年六月，在开运河完工的消息还没有达到京师的时候，一项利用运河的提议就自山东地方送到了成祖面前。
巡按山东御史王铎奏称：海运粮储，每年五月太仓开洋，直沽下卸，待秋回京。船只中多被损坏，亦有漂没不见者。若将镇江、淮安、扬州四府岁征粮米定拨七十万石赴徐州交纳；徐州并兖州府粮米三十万石赴济宁交纳。差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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