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阁臣们走后，太子太孙和太子妃也都赶来西苑了，他们原本以为朱载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所以赶紧赶来，但是朱载坖并没什么身体上的问题，朱载坖将太子召入无逸殿之内，父子两人深谈起来，朱载坖也直接说明自己的意思，自己原本确实是打算内禅的。
太子连忙劝阻，认为内禅不可，朱载坖也说道：“辅臣和军机大臣们也不同意，朕故而暂息此念，今日召你来，不是为了这些事情的，而是和你讲讲古事的。”
朱翊釴赶紧洗耳恭听，朱载坖问道：“古来圣主，多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此严得之。以唐太宗之神武，不免方士之欺，玄宗之睿断，卒有安史之乱，其缘由为何啊？”
面对朱载坖的这个问题，朱翊釴也有些不好解释了，见朱翊釴不说话，朱载坖笑着说道：“太子，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此言中之也。”朱载坖认为，即便是历史上的这些昏君暴君，也很少是从一继位就想当昏君暴君的，而一些所谓的明君，在他执政的末期，其实已经是多有昏庸之举了。
魏征就曾经上疏说过：““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勉勉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说明当时的太宗皇帝已经是有些骄横之举了，其实在贞观末年，李世民的很多举措都是非常之不妥的，但是他没有任何改观，全无贞观初年的明君气度，变本加厉地以自我为中心，一意孤行，建飞山宫。刚开始就警告群臣：“若不为此，不便我事。”并且为自己狡辩道：“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翻译过来，无非是说：老百姓都是贱骨头，应该给老子当牛做马。这简直是强盗逻辑，明摆着叫满朝文武乖乖地闭嘴。
谏臣刘洎，官拜门下省侍中。贞观十九年，李世民怀疑刘洎背后褒贬自己，便抓了个“谋执朝衡”的罪名，逼刘洎自杀了。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嫌京城闷热，便在临潼骊山顶上修建了翠微宫。三个月之后，又指责宫室小气，辱没大唐威仪，便重修玉华宫。一系列的营造之举，劳民伤财，和之前励精图治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了。
难道李世民不知道这些举措对于百姓的伤害多大吗？他心里是很清楚的，其临终前一年，他亲自为太子李治撰写《帝范》十二篇，其中明确写道：“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也。勿以为善而法之。”
显然，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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