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十四年。
春。
南京城秦淮河边的柳树刚抽新芽。
河水映着两岸的酒旗灯笼。
画舫里传出咿咿呀呀的评弹声。
可离河不到二里地的江南制造局里。
却是另一番景象——十六座高耸的烟囱日夜喷吐黑烟。
蒸汽机的轰鸣声震得地面发颤。
上千号工人三班倒。
流水线上一刻不停。
制造局总办李耀祖背着手在车间里巡视。
这汉子今年四十五。
原是苏州府一个小绸缎商。
十年前抓住机会。
把全部家当押在蒸汽织机上。
如今成了江南有数的“机器大王”。
他身上穿着泰西样式的双排扣外套。
头发梳得油亮。
可脚上还踩着双老布鞋——用他的话讲：“鞋底要沾地气。
才知道买卖实不实。”
“李总办！”
一个账房先生捧着账本小跑过来。
“上月出货统计出来了——蒸汽织机三百台。
火车头两个。
还有您让试制的那个‘内燃机’……亏了八百两。”
李耀祖接过账本扫了一眼。
皱眉：“怎么亏的？”
“钢料太贵。
泰西来的技师要价高。
还有……”
账房压低声音。
“工人们闹了一回。
说每日干六个时辰太累。
要加工钱。”
“加工钱？”
李耀祖把账本摔在桌上。
“你去告诉他们。
北直隶那边。
想进厂干活的人从永定河排到通州！
爱干干。
不干滚！”
账房喏喏退下。
李耀祖走到窗边。
望着外面黑烟滚滚的厂区。
心里头那股火却慢慢凉了。
他知道账房没说错——如今这世道。
变了。
十年前那场“天送忠武王”之后。
大明的蒸汽革命就像脱缰的野马。
一路狂奔。
铁路从北京修到了广州。
轮船把帆船挤出了主干航线。
工厂在各大城市郊外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钱是赚了不少。
可麻烦也多了。
工人不再是当年那些进城打短工的农民。
他们有了组织。
敢罢工。
敢讨价还价。
读书人里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捧着《格物全书》。
喊着“科技兴国”；
另一派抱着四书五经。
骂着“奇技淫巧。
败坏人心”。
更别提那些靠着工厂发家的新贵。
一个个腰包鼓了。
心气也高了。
私下里聚会时。
常说什么“泰西有议会。
咱们也该有个说话的地儿”。
“说话的地儿？”
李耀祖冷笑。
“真当朝廷是吃素的？”
同一时刻。
北京紫禁城。
乾清宫。
三十岁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坐在御案后。
两鬓已见霜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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