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春风刚吹醒南方小城，潮湿的风裹着路边迎春花的淡香，掠过青石板路上的水洼；
市场经济的嫩芽还在试探着破土，街角国营理发店的转灯慢悠悠转着，墙根下下棋的老人还在议论“个体户算不算投机倒把”。
当时全市个体工商户不足两千家，百货大楼仍是市民消费的“圣地”：
正门挂着“春季展销”的红绸横幅，自行车在门口排成长龙，车铃“叮铃”声混着柜台里的吆喝，日客流量能突破五万人次。
而传呼机作为“稀罕物”，只有商场经理级别的人才配挂在腰间，黑色机身别在的确良衬衫上，数字屏幕偶尔亮起时，总能引来路过顾客的侧目。
就在这样的年月里，林凡攥着东拼西凑的三万块钱；
纸币被他反复叠在贴身的内袋里，边缘磨得发毛，还带着体温——
在百货大楼办公室签童装区临时专柜协议时，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手心的汗把协议纸张洇出浅浅的印子。
百货大楼的消毒水味混着一楼化妆品柜台的脂粉香飘进来，他盯着协议上“临时”两个字，喉结滚了滚：
对他这个刚失去妻子、独自带着两岁女儿的男人来说，这不是一份生意，是能让女儿笑笑“不用再穿洗得发蓝的旧衣服”的救命稻草，是他攥在手里、怕一松就碎的希望。
接下来的七天，城郊那间租来的阁楼成了林凡的战场。
不足十平米的空间里，斜顶最低处仅一米五，他得佝偻着背，肩膀几乎要碰到头顶的木梁，趴在刷着斑驳红漆的老旧木桌上。
桌上摊着供应商名录（纸页边缘被虫蛀出小窟窿）、货品清单（用铅笔写了又改，涂改液堆出小疙瘩）和一把包浆厚重的红木算盘，唯一的15瓦灯泡悬在头顶；
昏黄的光像蒙了层雾，只能照亮桌面巴掌大的地方。他不得不把脸凑得极近，鼻尖几乎碰到单据，哈出的气在纸面上晕开白雾，又很快散去，才能看清上面的数字。
首批选的五个童装品牌，有三个是他坐了两小时绿皮火车跑下来的。
火车车厢里飘着煤烟味，硬塑料座位上沾着饼干渣，他挤在过道里，怀里揣着用塑料袋裹好的名录，怕被人挤破。
郊区的国营服装厂藏在一片油菜花田里，铁皮厂房的大门锈迹斑斑，厂长办公室摆着掉漆的铁皮文件柜，桌上搪瓷缸子泡着泛白的茉莉花茶。
厂长起初嫌他拿货量少（每个品牌仅四五十件，总计二百三十件，装不满半个纸箱），指尖敲着桌面说“不够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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