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还要在卖旧书线装书的地方挑来选去，什么《尚书正义》，经部的，不要，管它是不是影宋版！我只要集部有名的大文人的集子——《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十册一套，品相很好，出价二百，太贵了，不要，160吧？好吧。于是成交。中华书局1973年影印一函四册的《元诗别裁集》，本子很大，影印清晰，因为这是给领袖们印的，当然不敢怠慢，200多元，行吗？不要！我只想要《唐诗别裁集》、《宋诗别裁集》。于是书放回去了。那时候当然我有的选择，一套近乎十品相的《唐诗别裁集》，一函八册，我也不过只花了三百余元就弄到了手。”
“那时候还有一种感觉，卖书的比买书的多，书当然也好的多，到处是求着您买他书的谦和的书商，到处是笑脸相迎，到处是售书书目，寄到你的家里——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你要这些书的。是啊，人想买旧书，只有一页《旧书交流信息报》，上面有一个售书目录的专版。密密麻麻地登着各种转让信息，好书有的是。那时候我们博物馆也不过草创伊始，没开馆几年呢，就花了很少的钱，从各地大肆购买和邮购需要的珍本古籍线装书，至于那些以后价值不菲的红色文献基本上都半卖半送，很多都是人民群众分文不要义务捐献出来的。”
“如今，这个市场上到处是人，买书的，卖书的，只要手头有一本好书，立马就把价格提高三倍四倍数倍甚至数十倍上百倍，牟取暴利……可怜的学者文人想参考这一本珍贵的资料的时候，就只好接受这敲竹杠的天价---有什么办法呢？尺有所长，寸有所短，谁叫你没有那点敏锐，没有人家的那种辛苦，那种职业化的见缝插针的锐利的眼光与功夫呢？”
“说起来我们博物馆现在也不好办呀，好书价格太高，根本就收不上来，就上次收了一些书，零零散散一千多本，就花费了800多万，我这个做馆长的呆在财政局硬是磨破了嘴皮子，这才让人把款项批下来。”
说完这些，孙馆长又是一大口药酒，顿时整个车内弥漫着一股子药味儿。
“还有这献书的，以前人善良，质朴，没有那么多歪歪道道，金钱观念，有了好东西，第一想到的就是国家，就是该不该把东西送给博物馆；现在呢，物欲横流金钱至上，你别说有价值的文物古书了，就算是一本稍微晚点的民国书，搁在手里头也想要卖个一二百块，哪有白白献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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