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因为长期战乱与社会动荡，国内古籍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流失与毁佚的命运。有识之士开始运用影印技术复制中国古籍，让这些珍罕的文化遗产尽可能有原汁原味的复本存留于世。
最初的影印古籍，是以珂罗版技术为主导的。珂罗版是英文collotype的音译，又称玻璃版，是照相平版印刷工艺的一种。珂罗版与现代胶版印刷的最大区别是：后者为平面印刷，印刷品图像的层次是靠不同密度的网点构成的；前者则是无网点印刷，图像的层次由不同厚度的油墨“堆积”而成，层次更加丰富细腻，质感也更强。当然，这种影印技术，前期投入与运营成本都是比较高昂的。在20世纪初，使用珂罗版技术影印古籍颇为“奢侈”。因为古籍页面较多，影印成本自然也随之提升。一些著名藏书家曾用珂罗版技术来影印极为珍罕的古籍，成书售价往往都超过了同时期的木刻精印本。这部分古籍影印本，如今已难得一见，身价百倍，实际的市场价值甚至可以超越明清时期的刻本古籍。此外，又因有些古籍影印本的底本已彻底毁损或散失，影印本反倒成了极为少见的“全本”，其市场价值、研究价值与历史价值则更不可估量了。
譬如民国初年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出版家董康，曾于1926-1936年，十年间四次东渡日本，以重金大量搜求中国珍罕古籍。但在日本被视为“国宝”或“重要文化财”的那部分中国古籍，是无法购回中国的，有的甚至连借阅一次都颇为困难。在这种情势下，他以珂罗版影印的方式将这些古籍复制下来。由于古籍珍罕、印制精良，这些古籍影印本在当年的售价，竟与同样由董康本人主持、刻印极为精良的“诵芬室从刻”基本持平，有的甚至还超出。由于印量稀少、售价高昂，这些影印本令国内众多读者藏家望书兴叹、不易购得。
另一方面，随着影印技术的逐渐成熟与普及，进入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社及相关机构也将中国古籍的系统整理与规模影印提上议事日程。与董康等藏书家追求珍、罕、孤、绝的个人行为不同，为广大读者、学者和研究者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优但价格相对便宜的古籍影印本，是这一时期出版社的主流诉求。
这一时期，以《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等为代表的古籍影印大型丛书，应运而生。仅以《四部丛刊》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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