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请他过来真的只是为了治病？
但不管怎么样，封维还是尽职尽责地给病人检查身体。
“患者高烧不退，腹部有绞痛，是霍乱的症状。”一通检查下来，封维站起身，对着门口的章婧伶说道，“我需要退烧药、抗生素，还有生理盐水，另外得找个干净的地方给患者补液，这里环境太差，不利于治疗。”
章婧伶立刻吩咐身后的宪兵：“按封医生说的，去拿药！在收拾一间空房间，让封医生给患者治疗！”
宪兵动作很快，没多久就拎着药箱和一瓶酒精回来，同时宪兵还在隔壁收拾出一间临时诊室，一张铁架床，一张木桌，比起现在的牢房算是干净了一些。
章婧伶指挥着宪兵把赵刚抬过去，先熟练地给患者注射了退烧药，又配好了抗生素，给患者的手背扎入针头进行静脉滴注，在做这些的同时，他依旧在琢磨这一切背后的深意。
针剂推完，他守在旁边观察了一刻钟。患者的呼吸依旧粗重，胸口起伏得像拉风箱，体温计显示体温仍旧在往上升，丝毫没有回落的趋势。
章婧伶站在门口，眉头皱得越来越紧：“封医生，这药怎么不管用？”
“霍乱重症本就顽固，常规药见效慢。”封维没回头，拿起浸了酒精的纱布，“只能先物理降温，再等抗生素起效。”
封维用纱布先擦了擦患者的脖颈，酒精的凉意让患者无意识地瑟缩了一下，嘴里的胡言乱语含糊了几分。纱布顺着脸颊往下擦，擦过布满污渍和汗水的下颌线时，封维的动作顿住了。
酒精将原本被高烧和污垢掩盖的五官擦拭干净，患者的面容也渐渐清晰，高挺的鼻梁，轮廓分明的下颌，还有鼻骨处一道疤痕，哪怕被高烧烧得意识模糊，也难以掩盖他身上的那份凌厉。
这张脸，封维太熟悉了。
一个月前，上海南京路发生一起炸弹袭击案，一群青年在日军祝捷游行时，将手中的手榴弹投掷，不过短短两分钟，三十余名日伪军应声倒地，当时，整个上海的潜伏工作者和爱国人士都被这股勇气所震撼。
当时现场十分混乱，宪兵队和76号、特高科都一无所获。
但是就在十天前，《新申报》报道了《南京路炸弹案策划者及其同伙被捕》的文章，和文章一起的还有被捕者的照片，当时他在看到报纸后，还为这些爱国人士义愤填膺，就连顾旭也说过，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将他们救出来。
没想到他会在这里见到赵刚——中华青年抗日救亡团的副总指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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