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六年七月，长安暑气正盛。
两仪殿传出的一道诏令，让李承乾的心绪不宁。
诏令内容简明扼要，甚至在大唐绝大多数臣工看来，理所应当，无可指摘。
“隋季政衰，徭役繁剧，民有自折肢体以避其役者，谓之‘福手’、‘福足’。此风相沿，至今未绝，实乃前朝弊政遗毒，亦为国法纲纪所不容。自今以后，有此自伤残害者，据律加罪，其赋役依旧不得免除！”
诏令由中书省颁行天下，措辞严厉，意在彻底剜除前隋留下的这颗毒瘤，维护国家赋役制度的严肃性。
强化朝廷对地方、对编户齐民的掌控力。
消息传至东宫显德殿时，李承乾正在批阅一份关于淮南道劝课农桑的奏报。
宦官将那抄录的诏令文书恭敬地呈上时，他起初并未在意，只当是寻常政令通传。
然而，当他的目光扫过“福手”、“福足”那几个刺眼的字眼，以及“据法加罪，仍从赋役”的冰冷结论时，捏着奏报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收紧，指节微微泛白。
殿内放置了冰鉴，丝丝凉气驱散着暑热，但李承乾却感到一股莫名的燥郁自心底升起，堵在胸口，无处宣泄。
他挥退了殿内侍立的宫人，独自对着那份诏令副本，久久沉默。
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浮现出数月前山东之行所见所闻。
那些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的农户，那些在田埂间佝偻着身躯、与天争食的黔首……
他们缴纳租调，他们服着徭役，他们是支撑起这大唐盛世最卑微、却也最不可或缺的基石。
而“福手”、“福足”，这个听起来带着一丝荒诞讽刺意味的称呼，背后是多少走投无路的绝望，才会让人选择用自残肢体这种极端的方式，去换取一丝喘息之机，去祈求那虚无缥缈的“福”？
父皇这道诏令，站在朝廷的角度，站在维护法度纲纪的立场，有错吗？
似乎没有。
此风确属前朝恶习，若不严禁，人人效仿，国家赋役根基动摇，还谈何征伐四方、营建宫室、治理水患？
朝廷的威严何在？
那些御史、那些部省堂官，乃至天下绝大多数读圣贤书、食朝廷禄的官员，恐怕都会称颂父皇圣明，果断剜除痼疾，彰显朝廷威仪，维护纲常秩序。
可李承乾心里，却像是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
他想起了李逸尘提及的“阶级”之分，那些居于庙堂之高者，与身处江湖之远的黎庶，他们所思所想，所苦所乐，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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