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卸的责任。面对贵国部分地区持续存在的安全真空和针对外国人的威胁，我们无法再仅仅依赖外交照会和事后追责这种被动模式。”
他停顿了一下，仿佛在给阮部长消化和反应的时间，然后清晰地说出了核心提议：
“因此，经过我方慎重评估，并与国内充分沟通后，我在此正式向贵国提出建议：为了有效遏制针对我国公民的犯罪行为，协助贵国稳定相关区域治安，保障包括我国公民在内的所有在南越外国人的安全，并促进双边合作的顺利开展——我们提议，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地点，建立联合安全协调机制，并派驻必要的安全联络与协助人员。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驻军’，而是基于双边合作、聚焦于具体安全议题的专业存在。当然，相关的后勤保障与行动协调，需要贵国提供必要的支持与便利。”
他的表述比之前对陆达说的“带刀架脖子”要官方和委婉得多，但核心意思明确无误：炎国要以保护侨民和安全合作为由，在南越获得某种形式的、带有军事或强力执法背景的“存在”。
阮部长沉默着，脸上没有明显的愤怒或抗拒，更多的是深深的无奈和一种沉重的压力。他当然明白这“建议”的分量，也清楚背后可能涉及的复杂博弈。
“陈军先生，”阮部长缓缓开口，声音有些干涩，“您提出的这个……‘安全协调机制’，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合作的重要议题，非常重大。我需要向我国最高层详细汇报，并经过内部慎重讨论和评估。这并非我个人，或者单一部门能够立刻决定的。”
他的回应是拖延，也是实情。如此重大的事项，确实需要最高决策层拍板。
陈军点了点头，似乎对此并不意外。“理解。我们可以等待贵国的正式答复。但请阮部长务必理解我方对此事的关切程度和紧迫性。每拖延一天，我国公民面临的风险就多一分。”
他语气平淡，却将压力清晰地传递了过去。
就在这时，会客室的门被轻轻敲响，随后，阮部长的一名副官走了进来，面色有些紧张，俯身在阮部长耳边低语了几句。
阮部长的脸色微微一变，看了一眼陈军，然后对副官点了点头。
副官退出去后，阮部长转向陈军，语气复杂地说：“陈军先生，刚刚接到消息，首都卫戍部队的黎副司令，他听说您在这里，并且听闻了您刚才提到的一些想法，情绪比较激动。他坚持要求与您当面沟通。”
他的措辞很谨慎，但“情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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