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大量空缺，整个官僚体系处于一种“植物人”状态，效率低下到令人发指。
中枢的真空和皇帝的不作为，为党争提供了绝佳的土壤。
以顾宪成等人重建东林书院讲学议政为标志的“东林党”逐渐形成，他们标榜道德气节，抨击时政，与以浙党、楚党、齐党、昆党等为代表的其他派系展开了激烈的门户之争。
双方互相倾轧，攻讦不休，将大量的精力耗费在无谓的党同伐异上，而非治国安邦。
可以说，他这具身体的爷爷万历皇帝用他漫长的怠政，亲手挖空了明朝统治的根基，留下了一个机构瘫痪、党争激烈、财政窘迫、边患隐现的烂摊子。后世史家所言“明实亡于万历”，绝非虚言！
而他这具身体的便宜父亲，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则更加悲催，其短暂的执政如同一场令人扼腕叹息的闹剧。
好不容易熬到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万历皇帝驾崩，这位战战兢兢做了近二十年太子的朱常洛终于登基称帝。登基之初，面对祖父留下的烂摊子，泰昌帝并非没有振作之心。然而，他的举措却如同一个懵懂孩童。
先是在东林党人的极力劝谏和压力下，下旨罢免了万历朝派往全国各地的矿监税使。此举固然顺应了民意（矿监税使确实存在祸害地方的现象），也赢得了东林党人的一片赞誉和“拨乱反正”的美名。然而，这却是在财政上的一记重拳！
矿监税使虽然贪婪，但他们搜刮上来的钱财是万历后期内帑的重要补充来源。泰昌帝此举，直接斩断了内帑这条虽然污浊但尚能流淌的财源，却没有提出任何有效的替代方案来充实国库和内帑。
直接导致朱由校所面对的财政困境—皇帝想做事，却发现自己穷得叮当响！
而同样是在东林党人的推动下，泰昌帝下旨召回了大量在万历朝被贬斥或罢官的官员，其中大部分是东林党人或其同情者。
如邹元标、王纪、高攀龙、孙慎行等纷纷被起复，并迅速占据要职。这一举动，极大地增强了东林党在朝堂上的势力，使得原本就激烈的党争天平瞬间倾斜。
东林党人得势后，立刻开始清算政敌，利用“红丸案”猛烈攻击首辅方从哲等非东林派系，朝堂局势非但没有因新君登基而稳定，反而陷入了更加混乱和尖锐的对立。泰昌帝本想“众正盈朝”，结果却亲手点燃了党争的熊熊烈火。
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当时的正在与后金整军对峙的辽东经略熊廷弼就因为被认定为楚党，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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