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选咱们的人当然好，但重庆地方官员会不会服气？我们竭力推荐自己的人，委座那里会这么看？会不会说我们有私心，会不会说我们结党营私啊？”
孟绍原恍然大悟。
自己虽然屡次立功，但论起做官的经验，和戴笠相比真的还是差的远了。
当年，复兴社特务处成立，一共向委员长保举了6个负责人选，但委员长心中亦有对象，他对复兴社书记滕杰说“戴笠有特工天才”，要戴笠正式出面负责特务处工作。
戴笠得知后便特地前去中山陵见，先以自己学资浅薄请辞。
委员长回复他说：“这不要紧，一切有我，其余不必顾虑。只要你有决心，事情就一定可以做好。”
在这种情况下，戴笠不再推辞：“报告校长，就黄埔的关系讲，你是校长，我是你的学生。就革命的关系讲，你是领袖，我是你的部下。既然如此，我当然只有绝对服从命令，尽我的能力了。”
他接着慨然表示：“从今天接受命令之日起，我的这个头就拿下了。这就叫一手接受命令，一手提着头颅。”
委员长很奇怪地问：“此话怎讲？”
戴笠慨然说道：“这是我的决心，我这个工作做得好，我的头一定给敌人杀掉，若做不好，当然要给领袖杀掉。再者，积劳成疾，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岂不外只有这三种情形？”
戴笠这话讲得面面俱到，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又表达了他不负所托的冲天干劲，委员长听了十分欣慰，心喜自己没有选错人。
就这么短短的几句话，就能够得到委员长的信任，那是真正的有大智慧，有丰富的官场经验。
更加重要的是，孟绍原本身就是心理学家，可是戴笠在心理学和性格学方面的研究，也是达到了精细入微的地步。
发号施令，一般都使用“手令”，内容从军事、政治到党务、经济，无所不包。一年下来，这些“手令”能装满10只公文箱。
但是数量如此巨大的“手令”之中，却绝难找到有对特务工作的“手令”，尤其涉及暗杀、离间这些事情，戴笠更是小心谨慎，绝不留半点蛛丝马迹，以免授人以柄。
就是他在自己的日记中，也对这些内容讳莫如深。戴笠深谙此中利害，在与的会谈之中，只要涉及政治上的敏感话题，他就只用脑记，从不笔录，也不形成文稿，并坚持向做口头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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