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转身走了。
走出大门的时候，她听见身后杯子摔碎的声音。没回头。
假期结束，她回到军队。
第三天晚上，两个穿黑色制服的人敲开她的门。联邦安全局的。
“安娜·伊万诺娃同志，你因涉嫌通敌卖锅，被正式逮捕。”
她愣在那儿，脑子里一片空白。
“通敌卖锅？我一直在打仗，我杀了二十三个敌人，我拿了勋章——”
“那些勋章，”其中一个人面无表情地说，“是你出卖情报换来的。我们已经掌握了证据。”
“什么证据？”
没人回答她。
他们连个像样的罪名都懒得编。随便找个借口，随便开个口子，随便就能把她送进监狱。
后来她才知道，根本不需要证据。伊戈尔他爹打一个电话，检察院那边就把案卷准备好了。
她被带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宿舍。床头柜上还摆着她和父母的合影，她妈笑着，她爸也笑着，她站在中间，手里举着奥运金牌。
后来她才知道，那几天发生了什么。
有人给她父亲打电话，说“你女儿出事了”。父亲问什么事，那边挂了。第二天他照常去上班，厂门口贴了一张告示：鉴于其女叛锅行径，该同志即日起停职审查。
母亲去面包房的路上，被人堵在街角。几个女人指着她骂：“卖锅贼的妈，还有脸出来！”她跑回家，再没出过门。
街坊邻居见了他们就躲，躲不开就吐口水。有人在门口泼油漆，有人往窗户里扔石头。
父亲后来中风了，倒在雪堆里，一天后才被人发现，早冻僵了，送医院，没救过来。
母亲搬走了。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
这些事，安娜是在监狱里听说的。
说这些话的人，是那个替伊戈尔来传话的中年男人。他隔着玻璃，脸上带着笑。
“安娜小姐，只要你点头，一切都可以回到从前。你出来，继续当你的军官，你父母的待遇也恢复。没人会再提这件事。”
她点了头，就能回到从前。
她没点。
她站起来，走回牢房。
五年。
她本以为自己会恨。恨那个公子哥，恨他爹，恨那个把她送进监狱的检察官，恨那些在法庭上作证的“战友”。
但走着走着，她发现自己没力气恨了。
累。
太累了。
十九岁进去，二十四岁出来。
五年里她在单人牢房里待了四年半。不是因为她闹事，是因为“叛锅罪”的犯人不能跟其他人关一起，怕她“传播有害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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