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昶君仔细阅读着各方报告，脸上看不出喜怒。
他既没有立刻表态支持民会，也没有斥责张衍。
在各方瞩目下，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
他首先下了一道严令。
针对曲阜事件，除民会自身调查外，任何官方机构，包括监察部、乃至当地官府，不得擅自介入、抓捕或审判民会成员！
这道命令，等于变相剥夺了传统官僚体系对此事的处置权，将舞台完全留给了民会及其反对者。
然后，在民会与反对派的激烈辩论达到白热化，几乎要彻底撕裂舆论之际，魏昶君授意民会总部，依据红袍律法中关于“民众监督权”的条款，授予民会针对此案“特别执法权”！
获得中枢特别授权后，民会总代表陈望亲自挂帅，率领一支由十余名精干成员组成的调查组，连夜乘坐火车赶往山东。
组员构成复杂而精妙，有精通账目、能从蛛丝马迹中发现问题的会计。
有善于沟通、能迅速取得百姓信任的民会基层代表。
还有两名来自红袍大学法律系的年轻学子，负责记录和确保程序合规。
他们此行，不再是单纯的调查，更肩负着行使新获授的“特别执法权”的使命，意义非凡。
火车抵达曲阜时，当地气氛异常紧张。
站台上不见往日迎接上官的官吏，只有一些面色警惕的巡卒和不少闻讯赶来、翘首以盼的百姓，他们眼神中混杂着期待、疑虑和一丝恐惧。
陈望一行人没有前往县衙报到，而是直接入驻了城内一家不起眼的、由民会成员经营的货栈。
安顿下来后，陈望立即兵分三路。
第一路，直捣黄龙，查封账目。
由那位会计带队，手持盖有中枢大印的授权文书，直接闯入负责管理“祭孔捐”征收的“曲阜文教会”。
小吏见对方来势汹汹且有正式授权，不敢再硬抗，只得眼睁睁看着调查组将几大箱积满灰尘的账本票据全部查封、贴条抬走。
第二路深入乡里，走访取证。
陈望亲自带领几名善于沟通的成员，选择几个被举报摊派最严重的村庄，进行暗访。
他们脱下代表身份的制服，换上粗布衣裳，以“路过商人打听行情”或“里长派下来了解民情”的名义，走进田间地头，坐在农户的炕头。
“哪是什么自愿捐啊，那都是硬派下来的，说是祭孔圣人，是大事，家家都得摊钱，俺家穷得揭不开锅，那税吏带着人，把俺下蛋换盐的母鸡都抓去抵债了！”
一个中年汉子咬牙切齿地补充。
“他们哪是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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