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
书籍的内容随着一条条读下去，总让人觉得没什么变化，似乎又和之前的描述不大相同。
“幸得其后期深刻认识到建立稳固秩序之重要性，毅然率部加入红袍，接受统一带领，于后续统一战争中屡建战功。”
“然，其部分旧部，或因积习难改，或因约束不力，在海外拓殖过程中，时有强占土人土地、过度征发劳役等不当行为，引发当地抵触，造成不良影响，此亦为历史之遗憾。”
“纵观其一生，功过兼具，体现了早期红袍事业吸纳、改造各种力量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亦是我等今日反思历史、镜鉴当下之宝贵资源。”
“张献忠”条目下，则写着。
“......骁勇善战，为红袍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其军事才能毋庸置疑。”
“然其部分旧部及后人，倚仗军功，在地方上形成势力，虽初期有助于稳定，然日久不免滋生弊端，甚有与民争利、对抗新政之举......”
这些文字，看似公允，摆事实，讲道理，但字里行间，将“流寇习气”、“杀戮过甚”、“旧部遗毒”、“历史局限性”、“必要的代价”等标签，巧妙地贴在了这些昔日叱咤风云的总长身上。
将他们的功绩，归因于“加入红袍”、“接受带领”，将他们的问题，归因于自身的“局限”和“旧习”。
将他们从完美无缺的英雄，降格为“功过参半”、“体现转型复杂性”的历史人物。
与此同时，在《启蒙报》、《时务新论》、《史学月刊》等颇具影响力的报刊上，一批署名为“新锐史学家”、“青年学人”的文章接连发表。
其中一篇题为《告别草莽时代，论红袍思想的正统演进》的长文，影响尤大。
文章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将红袍事业的发展描绘出来。
文章认为，早期以李自成、张献忠等为代表的力量，是红袍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武装载体”，他们的反抗精神和军事贡献“不可磨灭”。
但是，文章话锋一转，指出这些力量本身带有深刻的“前现代”烙印。
组织松散，观念落后，纪律性差，甚至存在“浓厚的旧世道残余思想”和“破坏倾向”。
他们只是红袍事业的“历史工具”，而非其“精神内核”的真正代表。
因此，早期义军将领的某些行为，是“草莽时代”不可避免的“历史代价”。
红袍的真正“正统”，在于其不断走向理性、法制的演进路径，而非停留在早期的暴力破坏和草莽英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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