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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此刻面临的献祭是彻底的、不可逆的，意味着“相依为命”这个承诺在物理和灵魂层面都无法实现。
在这种前提下，任何“等我”（暗示有归期或存在形式）或“好好活着”（暗示他能看到或知道，或者这对他有意义）的话语，在林竹喧看来，都是对他无法履行承诺的二次欺骗，是对誓言的亵渎。
他宁可承受正修此刻的怨恨与痛苦，也不愿用虚假的希望去玷污他们之间曾经真挚的约定。
如果给予一个“念想”，这个念想对于注定等不到、找不到林竹喧的正修来说，会变成什么？
它不会成为慰藉，而会成为永恒的痛苦源头和精神枷锁，正修会永远被束缚在等待、寻找、怀念和最终绝望的循环中。
这种带着无尽期盼却注定落空的生活，在林竹喧看来，比接受残酷的现实更为残忍和痛苦。
他宁愿正修在彻底的愤怒和绝望后，能够斩断与自己的联系，获得一种扭曲但可能通向解脱的自由，他不想让正修的一生都为一个无法实现的承诺而活，活在永恒的悼念里。
林竹喧并非不爱正修，正是这份深沉的爱，让他选择了沉默和看似冷酷的拒绝。
他将自己视为宏大叙事中微小但必要的一环，牺牲后融入天地。
在这种世界观下，他并不执着于个体被铭记，然而，他将正修视为一个例外，一个超越这宏大叙事的、具有终极个人意义的存在。
他不要求正修记住他，但他希望正修作为他存在过的、最珍贵的证据，继续存在下去。
而让这个“遗物”不被痛苦的思念所腐蚀，最好的方式就是放手，不附加任何条件或期待。
因此，林竹喧选择用最痛苦的方式——沉默、无言、承受怨恨。
来履行他对正修最后也是最高的责任：不欺骗，不束缚，以自己彻底的消失，换取正修未来（哪怕充满恨意）可能的自由和新生。
这是一种近乎悲壮的、牺牲式的爱，充满了无力感，却也闪耀着为对方终极幸福考量的光辉。
他无法给予“活下去的理由”，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理由，而他将不复存在；他只能选择不成为那个束缚对方的、永恒的痛苦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