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再次详细列举了这六人在各自岗位上的不可替代性和已取得的重大贡献，但这次，他不再强调“在使用中考察”，而是以近乎恳切的语气写道：
“……上述六位同志的技术能力和工作态度，指挥部全体有目共睹，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国家建设做出了扎实贡献。我们坚决拥护组织对其历史问题进行审查的决定，也相信组织会实事求是、弄清情况、作出正确结论。
唯当前项目建设正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技术骨干骤然缺失已对工程进度和安全质量构成现实威胁。恳请上级在审查过程中，能充分考虑国家建设之急需，尽可能加快审查进度，或酌情考虑在确保审查前提下，让有关同志以适当方式继续承担部分紧迫的技术指导工作，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这封报告，是他能做的最后努力，是明知可能收效甚微，却不得不发出的呐喊。
他知道，在戴司长主导的审查逻辑下，这份报告很可能被视作“强调困难”、“为有问题的人说话”的表现。
但他必须写，必须报。
这不仅是为了项目，也是为了那六位同志，更是为了他心中那点尚未完全熄灭的、认为建设事业和政治运动应当找到更合理平衡点的信念。
报告发出后，便是漫长的、煎熬的等待。
指挥部的工作在勉力维持，但效率明显下降，氛围压抑。
王建国白天奔波于各个工点和车间，处理层出不穷的技术替代难题和人心浮动问题，晚上则常常失眠，脑子里反复回放着那六个人被带走的场景，思考着他们正在经历什么，戴司长下一步还会有什么动作，自己这个“领导不力”、“界限不清”的负责人，又将面临怎样的问责。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压力。
技术难关尚可攻克，但这种来自体系内部、以“革命”和“纯洁”名义进行的精准打击，却让他无处着力，防不胜防。
他开始更深切地理解，建设一个新国家，不仅仅需要技术和热情，还需要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中，具备一种更坚韧、更智慧、有时甚至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而这条路上，他刚刚经历了一次沉重的挫败，代价是他精心组建的技术核心团队，瞬间分崩离析。
“他娘的，不能这么等死！戴立春既然你对我动手，那就别怪我反击了！”
王建国心中一横，武器谁不会用？
……
吉普车卷起的烟尘早已散尽，指挥部大院恢复了表面的平静，但一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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