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的春天，来得迟缓而犹豫。
残雪在背阴的墙角、屋顶的瓦楞间顽固地存留着，与挣扎着冒出些许绿意的杂草、以及胡同墙壁上经冬未褪的、洪水留下的深色水渍混杂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灰暗、斑驳、了无生气的图景。
风依旧料峭，但已失去了隆冬时刮骨的力道，变成一种绵长而渗透的阴冷，能钻进人骨髓深处，带来一种从里到外、挥之不去的倦怠和……停滞感。
这种停滞感，不仅弥漫在尚未完全清理的废墟和人们疲惫的脸上，也悄然渗透进机关大院厚重的门墙之内。
从天津、沈阳参观学习归来的王建国，带着一脑袋关于半自动化生产线、低温分割技术、更科学的检疫流程以及那边工厂相对“宽松”些的物资保障体系的见闻和思考，踌躇满志地回到部里，准备将所学所思，结合肉联厂的实际，形成一份详实而有建设性的报告，为厂里的“有限度升级”计划争取更多支持。
然而，他很快发现，部里的空气，与他出差前相比，似乎也凝滞了许多。
走廊里人们脚步依旧匆匆，但交谈的声音压得更低，脸上的表情更加谨慎，甚至有些木然。
各种学习和会议依旧繁多，但讨论的内容，似乎更多是在重复一些原则性的、正确的，却缺乏具体操作性的空泛话语。
关于技术引进、设备更新、生产革新的具体议题，在层层汇报和“研究研究”中，变得步履维艰。
他带回的那些图纸、数据、建议，在几位直接相关的处室领导那里得到了一些礼节性的赞许和“很有价值”、“值得研究”的评语后，便被搁置在了案头，似乎要等待某个更合适的、或者说，更“安全”的时机。
王建国不是愣头青，他立刻嗅出了空气中那丝不同寻常的、名为“观望”和“谨慎”的气息。
他知道，自己“抗洪模范”的光环正在逐渐淡去，部里乃至更高层面的关注焦点，似乎正在发生某种微妙而不可言说的转移。
在这样的大氛围下，任何“冒进”的、需要投入资源和承担风险的技术革新提议，都很容易被视为“不合时宜”甚至“出风头”。
他必须更加耐心，更加策略。
他迅速调整了自己的工作重心。
不再急于推动那份全面的升级报告，而是将其拆解，化整为零。
他选择其中最紧迫、争议最小、也最容易见到实效的一点——改进屠宰车间的废水处理和初级消毒环节——作为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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