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似乎从之前的消沉和委屈中，慢慢挣扎了出来。
脸上那种明媚飞扬的神采虽然尚未完全恢复，但那种沉静的、略带疲惫的温柔中，开始透出一股柔韧的力量。
她来院里的次数似乎多了些，和傻柱在一起时，话也多了些。
有时是她说广播站的趣闻，傻柱嘿嘿笑着听。
有时是傻柱眉飞色舞地讲他又发明了什么新菜式，于海棠安静地听着，嘴角噙着淡淡的笑意，偶尔会轻声提一两个问题，或者给点建议。
两人站在一起说话时，虽然依旧保持着这个年代男女交往应有的距离，但那种眼神交汇间的默契和流淌的暖意，是瞒不过明眼人的。
三大爷阎埠贵依旧热衷于他的算计和消息打探。
对王建国获奖的事，他表现出了持久的热情，每次见到王建国，总要“关心”几句“部里最近有什么新精神”、“领导对咱们基层工作有什么新指示”。
王建国总是客气而疏离地应付过去，绝不多说一个字。
阎埠贵似乎也察觉到了王建国的态度，热络中便多了几分讪讪。
转而将更多的算计精力，投向如何利用院里各种资源。
比如谁家有多余的工业券，谁家需要找泥瓦匠，谁家孩子要上学，来为自己谋取一点微不足道的好处。
二大爷刘海中则陷入了一种新的焦虑。
他发现，自己“二大爷”的身份，在经历了贾家风波和王建国高升之后，似乎越来越缺乏实际的影响力。
易中海彻底不管事了，院里的大小事务，只要不闹到街道，基本处于一种自治状态。
傻柱和于海棠谈恋爱，不会来请示他。
许大茂弄来稀罕东西炫耀，也不会分给他。
就连阎埠贵算计点什么，也多是私下进行，很少再把他这个二大爷当回事了。
这让他感到一种权力失落的憋闷。
他开始更频繁地在家里教育两个儿子，试图通过对家庭的严格管理来证明自己的领导能力，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刘光天、刘光福兄弟俩对他越发阳奉阴违。
他也更热衷于在各种场合，背诵最新的社论和精神，试图用这种政治正确来彰显自己的觉悟和水平，但往往只能引来旁人敷衍的附和或不以为然的目光。
一大爷易中海变得更加深居简出。
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屋里，或者坐在门口闷头抽烟，眼神复杂地望着这个他曾经试图掌管的院子，望着那些熟悉而又似乎越来越陌生的面孔。
秦淮茹的病，傻柱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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