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理想化的抨击完全不同，更加阴损，更擅长罗织罪名。
而且沈星雨的目标似乎是更上层的官僚习气，没必要用这种下作手段对付自己这个还算支持他工作的直接领导。
戴立春的余党？
有可能，但戴倒台后树倒猢狲散，还有谁有这么大能量和胆子，在“鸣放”这个敏感时期，精准地制造政治指控？
思路渐渐聚焦到郑副部长身上。
匿名信中关于“对学习毛熊有疑虑”的指控，与自己在规划讨论会上与郑副部长那细微的分歧，隐隐吻合。
如果是郑副部长，或者是他身边的人，因为沈星雨的批评而迁怒，进而想用更狠辣的方式除掉自己这个“不听话”的下属，同时敲打其他可能“不安分”的技术干部，这完全说得通。
而且，郑副部长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完全能做到让匿名信“引起高层震动”。
王建国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
如果对手真的是这个级别，那事情就极为棘手了。
就在此时，部里传来了一个更加重磅的消息——
关于中毛两国的关系！
王建国心中一惊，看了看时间，马上就是两国决裂的时间了！
1957年的最后几个月，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和不确定性，这种感受在这次的北京之行后，变得无比清晰和具体。
他这次紧急进京，名义上是汇报那个新抗生素原料药中试项目的进展和遇到的困难，实际上，是去寻求帮助，或者至少是去确认一些传闻。
项目筹备了大半年，基础设计参照了苏方早期提供的一些框架性资料，关键的发酵工艺放大参数和后处理工段的特种设备（尤其是几个耐腐蚀、耐高压的特种钢材反应釜）的详细设计，却迟迟没有下文。
苏方联络人员的回复从最初的“正在准备”，到后来的“需要国内专家审核”，再到最近这次的“国内生产任务繁重，相关专家暂时无法派出，具体图纸提供时间待定”，拖延的意味已经不加掩饰。
派到项目上指导了前期的两位毛熊专家，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最初的热心细致，变得客气而疏离，对于技术细节的追问，常常以“这是我国成熟工艺，具体参数需要根据你们实际情况调整”或者“这个问题我需要请示国内”来搪塞，涉及核心工艺控制点时，更是语焉不详。
项目遇到了实实在在的技术瓶颈，发酵单位提不上去，杂质含量波动大，反应釜的材质选择和结构设计也因缺乏关键数据而难以最终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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