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亲自写报告，详细列明需求，请部里和市里协调。但有些客观规律，我们必须尊重。设备超负荷运转，会大大增加故障风险，一旦染菌或设备损坏，损失更大，反而影响跃进。工人培训再快，也需要掌握基本操作和原理，否则生产不出合格产品。至于新产品……”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陈经纬，“我们需要立刻成立专门的预研小组，由陈经纬同志牵头，收集一切可能找到的文献资料，进行最基础的理论分析和实验探索。但这需要时间，需要投入，而且失败的风险极高。我的意见是，在现有产品增产和新产品攻关之间，我们必须有所侧重，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不能全面铺开，什么都想抓，结果可能什么都抓不好。”
他提出了自己的“迂回”方案：
一方面，立即着手现有生产线的“挖潜”和有限扩能计划，尽最大可能提高产量，但绝不承诺不切实际的翻番，并详细列出需要上级协调解决的资源清单；
另一方面，组建精干小组，对两种新产品进行“前期研究攻关”，重点是文献调研和实验室级别的原理性探索，绝不盲目进行中试或试生产。
“这叫‘两条腿走路’，”
王建国总结道，“既有冲天的革命干劲，又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把困难想足，把措施做实，把需要上级支持的地方提明白。这样，即使最终结果暂时达不到最理想的指标，我们也尽了最大努力，并且为今后的真正突破打下了基础。”
会议在一种微妙的气氛中结束。
老林等人显然对王建国的“保守”估算和“有所侧重”的提法不太满意，觉得不够“跃进”，但王建国条分缕析的困难清单又让他们难以反驳。
陈经纬等人则暗暗松了口气，至少王建国顶住了全面蛮干的压力，为技术理性保留了一块阵地。
会后，王建国将会议情况和他的思路，整理成一份详尽的报告，附上那份长长的、需要部里协调解决的资源清单，用加急信件发往北京。报告措辞极其谨慎，通篇充满了“坚决拥护”、“坚决执行”、“尽最大努力”、“克服一切困难”等表态性语言，但在具体问题和需求上，毫不含糊，数据详实。
他知道，这份报告送到部里，尤其是送到那些被跃进热情冲昏头脑的领导面前，很可能会被视为“叫苦”、“讨价还价”，但他必须这么做。
这是他的职责，也是他为基地设置的第一道缓冲。
等待部里回复的日子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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