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唁的人却络绎不绝。
厂里的工友、班组代表、车间领导，一拨一拨地来，在灵棚前鞠躬，上香，三根廉价的卫生香，对家属说几句“节哀顺变”、“厂里不会不管”的套话。
四合院的邻居们更是几乎全员出动，每家至少派个代表，进去鞠个躬，叹口气，放下一点微薄的“份子钱”——多是一块两块，甚至几毛，用白纸或旧信封包着，交给负责记账的阎埠贵。
阎埠贵推着眼镜，在一本新买的、印着红格子的笔记本上，用工整的字体记下：前院韩家，一元；中院何家（傻柱），二元（他出了双份，说是“替雨水也给了”）；后院许家，一元五角……刘海中家给了两元，易中海作为师傅，给了五元，算是大头。
王建国也去了。
在一个工友较多的间隙，他走了进去。
灵棚里光线昏暗，煤油灯和香火的气味混合着帆布的霉味。
他对着贾东旭那张放大的、略显僵硬的遗像，微微鞠了一躬，动作标准，无可指摘。
然后走到旁边临时搭起的、铺着白布的桌子前。
秦淮茹穿着一身深蓝色的旧罩衫，臂戴黑纱，坐在一张凳子上，怀里抱着懵懂的棒梗，低着头，眼泪已经流干了似的，只是木然地看着地面。
贾张氏靠在里屋门框上，被两个街道来的妇女搀扶着，眼睛肿得像桃子，嘴里无意识地念叨着“我的儿啊……你怎么这么狠心……”
声音嘶哑，有气无力。
王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白色信封，里面是五元钱。
他放在阎埠贵面前的桌子上，对记账的三大爷点了点头，又朝易中海和刘海中那边看了一眼，算是打过招呼。
整个过程，他脸上没有任何额外的表情，没有悲戚，没有沉重，平静得像完成一项例行公事。
他甚至没有多看秦淮茹和贾张氏一眼，放下钱，便转身走出了灵棚。
易中海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化为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
刘海中则微微皱了皱眉，似乎觉得王建国这“礼”到了，但“情”未免太淡了些。
吊唁之后，便是“吃席”。
这大概是中国传统丧事中最具烟火气、也最微妙的一环。
悲伤是真的，但活着的人总要吃饭，尤其是这1960年的春天，粮食定量已经开始让人感到局促的时候，一顿不用自家粮票的“豆腐饭”，对许多人来说，有着超越礼仪的实际吸引力。
席面就摆在院里。
借了各家的桌子板凳，拼拼凑凑，倒也摆了好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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