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一声，把今天吃下去的糊状物全吐了出来，只剩下酸水和胆汁。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在金陵大学医院，他拍下了那些残缺的身体。外科大夫威尔逊医生连续手术四十多个小时，握着手术刀的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却嘶哑着嗓子对他吼：
“拍！都他妈给老子拍下来！让全世界看看这帮畜生干了什么！”
在安全区，他拍下了一个母亲，抱着早已冰冷僵硬、浑身青紫的孩子，坐在雪地里，一动不动，任凭雪花将她变成一个雪人。
他没敢拍她的脸，那双眼睛里是比死亡更可怕的空洞。
最危险的一次，在汉中门。
听说日军在那集中处决，他偷偷摸过去，爬上一栋半塌的民房二楼。
楼下，一个干涸的池塘，此刻已经被尸体填满，层层叠叠。新抓来的人被不断推向塘边，机枪就架在土坡上。
马吉举起摄影机。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皮靴踩踏地板的“咚咚”声和日本话的吆喝！
一队巡兵闯了进来！
他的血瞬间凉了半截，几乎是手脚并用地缩进角落一个破衣柜后面，把帆布包死死压在身下。
脚步声越来越近，手电的光柱在楼梯口乱晃。
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一声声，几乎撞断他的肋骨。
突然，隔壁房间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紧接着是布料被撕碎的声音和日本兵的淫笑。
巡逻兵的注意力被立刻吸引过去，骂骂咧咧地朝那边走去。
马吉瘫在灰尘里，过了足足五分钟才敢动弹。后背的棉衣被冷汗浸透，冰冷地贴在肉上。
那天之后，他发了三天高烧。昏昏沉沉中，眼前全是晃动的刺刀、喷溅的血和那些空洞的眼睛。
拉贝来看他，摸了摸他滚烫的额头，只说了一句：“约翰，你得停下。再这样下去，你没被日本人打死，自己就先垮了。”
马吉摇摇头，烧得干裂的嘴唇翕动：“不能停……停了对不住那些死人。”
烧稍微退点，他又背起了帆布包。只是更小心了，每次只带一两卷胶卷，拍完立刻送回安全区藏好。他找到一家藏在深巷里的小照相馆，瑞士老侨民老亨利经营。老亨利话不多，接过胶卷时只看他一眼，不问来路。
“三天后来取。”老亨利总是这么说。
一直都很顺利。冲洗出来的照片清晰得残忍，马吉把它们夹在一本厚得能当砖头的《圣经》封皮夹层里。那是他最后的保险——万一自己出事，至少这些样片还有机会被人发现。
时间到了1938年二月中旬，虽然城市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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