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步，就有第二步。咱们成立了工会，以后就能一直谈下去。”
共和七十七年六月，《劳动法（试行）》颁布。同年十月，在工会推动下，纺织业真的实现了八小时工作制——因为工人们发明了“三班倒”：机器不停，人分三班，每班八小时。产量没减，工人还多了。
钱老板起初不信，试行三个月一算账，愣住了：因为工人精神好、出错少，次品率降了两成；因为有了工伤赔偿，工人干活更小心，事故少了三成；更奇的是，工人们自发改良操作，效率竟提了一成。
“这……这还真能双赢？”他摸着脑袋，百思不得其解。
但更多工厂主不服。有背景硬的，偷偷贿赂地方官，对《劳动法》阳奉阴违。有脑子活的，开始转移产业——南洋的暹罗、爪哇，工钱只要中国的一半，还没这么多规矩。
共和七十八年，《工会法》正式颁布。陈永年成了上海纺织工会第一任**，领朝廷发的俸禄，专职为工人维权。他第一次走进永昌厂谈判时，钱老板脸色铁青，可还是得客客气气泡茶。
李秀英的生活慢慢好了些。工钱加到四两，每天能赶在天黑前回家，给丈夫熬药，陪孩子识字。有次女儿问她：“娘，你为啥不去厂里闹了？”
她摸着女儿的头：“因为现在有了‘法’，有了‘会’。娘不用闹，也能说上话了。”
但事情总有另一面。
那年秋天，继华巡视广州。珠江边原本有三十多家纺纱厂，如今关了八家。留下的厂主诉苦：“殿下，不是咱们不想干。可如今工钱涨了，工时短了，成本实在扛不住。您看林老板，把厂子迁到暹罗去了，那边工钱只有咱们一半。”
更棘手的是外资。英国商人开的“怡和纺纱厂”，根本不理会《劳动法》，照样十二小时工作制。地方官去交涉，英国领事一句话顶回来：“这是租界，按我国法律。”
杨振华得知后，在御书房对继华说：“看到没？劳资矛盾，不单是国内事，还牵扯中外竞争。咱们的厂子若成本太高，斗不过洋厂，最终还是工人吃亏。”
“那该如何？”
“两手都要硬。”杨振华目光深远，“对内，继续完善劳工保障，但也要帮工厂提技术、降成本。对外，要逐步收回治权，让洋厂也守咱们的规矩。这条路很长，但必须走。”
窗外秋风起，吹动满园落叶。这个正在巨变中的国度，刚刚平息了一场工潮，却又迎来新的挑战。工人们有了工会，资方有了不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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