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3年的春天，北平城西的纺织厂门口，女工们下班的钟声敲得比往常早了半个时辰。
三十岁的周晓梅摘掉头上的棉絮，揉着发酸的手腕走出车间。她在这家厂干了八年，从十六岁做到现在，每天工作十个时辰，拿的工钱却只有男工的一半。厂里管事说了：“女人家力气小，手脚慢，自然拿得少。”
这话她听了八年，从前觉得理所当然，如今却越想越不是滋味。
厂门口贴了张新告示，围了一群人。周晓梅挤进去看，是妇女识字班的招生简章。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女子站在旁边讲解：“姐妹们，认了字才能看懂合同，才能不被骗。晚上七点到九点，免费教学。”
有人小声嘀咕：“女人家认什么字，做好工就行了。”
戴眼镜的女子听见了，提高声音：“男人能认字，女人为什么不能？咱们一天干十一个时辰的活，回家还要伺候公婆丈夫，凭什么就不能学点东西？”
周晓梅心里一动。她想起上个月，厂里发工钱，她发现数目不对，想找账房理论，可自己不识字，看不懂账本，最后只能吃哑巴亏。
“我报名。”她说。
戴眼镜的女子眼睛一亮：“好！我叫陈文秀，北平女子师范毕业的。以后每天晚上，我在这儿等大家。”
从那天起，周晓梅的生活除了工厂和家，多了个识字班。二十几个女工挤在车间角落，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学认字，学算数。陈文秀不仅教识字，还讲道理：“法国女人能上街游行，英国女人能进厂技师，咱们中国女人凭什么就只能围着锅台转？”
这话像颗种子，在女工心里悄悄发芽。
五月初，北平七家纺织厂的女工串联起来，成立了“女工互助会”。周晓梅被推选为副会长。她们第一次集体行动，是向厂方要求同工同酬。
结果很惨。七个厂主联起手来，把带头的女工全开除了。周晓梅也在其中。
那天晚上，她抱着铺盖卷走出厂门，回头看了一眼工作八年的地方，心里憋着一股火。陈文秀在门口等她：“晓梅姐，别灰心。北平待不下去了，咱们去上海。那里有更大的工厂，也有更多姐妹。”
就在女工们被迫离开北平时，另一群女性正以不同的方式觉醒。
六月，北京大学门口，十几个女学生被拦在门外。她们拿着成绩单，分数都够，可教务长一句话就把她们打发了：“学校有规定，不收女生。”
带头的女生叫林婉如，父亲是国会议员。她不服：“规定是死的，人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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