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旬，太行山南段东麓，长治以东三十余里，马家镇
天是灰秃秃的，像用了一冬的破棉絮，浸了脏水又拧过，沉甸甸压在头顶，闷得人胸口发紧。
镇口那棵老槐树，叶子早掉光了，剩下些枯黑枝桠，硬撅撅刺向天空，像只挣不脱的手。
槐树下，十几个穿着灰不灰、黄不黄，伪军制服的人，正吆五喝六，用枪托和鞭子驱赶着一群面黄肌瘦的民夫挖沟。
沟已有一人多深，两丈来宽，湿冷的泥土翻在两侧，那土腥气混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腐味，直往人鼻子里钻。
挖沟的，有白发苍苍的老汉，也有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半大孩子，裹着开花破絮的棉袄，佝偻着，一下一下地挥着锹镐，眼神空得吓人，像是魂儿早被这没完没了的土方给埋了。
监工的伪军拎着鞭子，时不时不耐烦地抽一记空响，或是用枪托不轻不重地捣一下动作慢的民夫后背。
嘴里骂骂咧咧：“磨蹭啥！麻利点！皇军说了，腊月前这条‘惠民沟’得从长治通到安阳！谁耽误了工期，全家都别想过这个年！”
伪军连长孙富贵叼着烟卷，叉腰站在土堆上，皮靴溅满了泥点子。
他原是这一带的青皮混混，日本人来了，拉起一伙泼皮投靠，混了个连长，腰杆子就硬了。
脸上那道疤，据说是早年抢地盘时被人砍的，如今倒成了他唬人的本钱，添了几分凶相。
这时，一个穿藏青棉袍、头戴瓜皮帽的老者，由个年轻伙计搀着，颤巍巍挪到孙富贵跟前。
老者脸上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双手递上个鼓鼓囊囊的蓝布包袱：“孙连长，辛苦，辛苦您和弟兄们了。天寒地冻的，一点心意，给弟兄们打点酒，驱驱寒气。”
孙富贵只用那双三角眼斜瞥了瞥包袱的形状，上手掂了掂分量，脸上那层冰壳子似的严厉才松动了一丝。
可随即又板起来，压低嗓门，拿捏着调子：“王掌柜，不是兄弟不体谅你。这回是北平新上任的司令官亲自下的严令，说这叫‘囚笼政策’。这沟，这网，这炮楼，就是要锁死山里头的八路。你这油坊、粮行都在镇上，往后运货走西边……啧，怕是不比从前便当喽。”
王掌柜镇上“丰裕号”的东家，脸上的褶子愁得能夹死苍蝇。
他往前凑了半步，声音压得像蚊子哼哼，几乎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孙连长，您是明白人。老汉这小本生意，全指着往西边山里贩点盐、洋火、针头线脑，再从那边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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