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隍庙后头，九曲桥墩斜对角，那株老榆树的影子缩短又拉长，日子一天天过去。陈二丫和她的小木托板，像一颗不起眼却生了根的钉子，楔在了这块人流交汇的角落。
起初，相安无事。卖五香豆的老伯照旧吆喝，擦皮鞋的孩子埋头干活，偶尔还有新来的算命瞎子摆个摊。大家各做各的营生，井水不犯河水。
但变化就像苏州河的水，看似平静，底下却有暗流。陈二丫的生意渐渐稳了。她不争不抢，但眼尖，记性好，回头客慢慢多了些。卖烟的铜板叮叮当当落进口袋，偶尔还有洋人光顾的“额外惊喜”。这“惊喜”虽少，却扎眼。
最先不舒服的，是斜对面那个卖“梨膏糖”的中年汉子。他嗓门大，糖熬得黏糊，生意原本不错。可自从二丫固定在这儿，一些等客的车夫、闲逛的伙计，宁愿蹲在二丫旁边抽支烟，也不大光顾他那齁甜的糖摊了。他看二丫的眼神，开始带上钉子。
接着是桥头那个专卖劣质“洋胰子”（肥皂）和针线的婆子。她嘴碎，爱打听。见二丫小小年纪，卖烟算账麻利，有时还能跟过路的洋人搭上一两句话（尽管只是最简单的交易用语），心里头就泛起了嘀咕和嫉妒。闲话像她摊子上的灰尘，不知不觉就扬开了。
“这小丫头，邪性得很，账目清清爽爽……”
“听说还会叽里咕噜的洋文？哪学的？”
“抢生意倒是一把好手……”
这些嘀咕，起初只在几个小贩之间流传。直到有一天，陈二丫木托板上，除了“老刀牌”、“哈德门”，又多摆了两包“三炮台”。这是高档烟，利润高，但通常只有固定烟纸店或戏院茶楼门口才有人卖。她一个流动小丫头也卖这个，在一些人眼里，就成了“不懂规矩”、“手伸得太长”。
规矩，是上海滩街头无形的界碑。哪里能摆摊，卖什么，怎么卖，甚至每天交多少“清洁费”、“保护费”给谁，都有不成文的条条框框。踩过界，就要有人来“说道说道”。
这天下午，日头偏西。陈二丫刚做完一单生意，低头整理铜板。一片阴影罩了下来，遮住了木托板上的光。
她抬起头。
面前站着三个人。为首的是个三十来岁的汉子，穿着黑绸裤，白布短褂敞着怀，露出胸口一片青乎乎的刺青，看不清是什么图案。他脸上没什么表情，一双三角眼耷拉着，嘴里叼着根牙签，慢悠悠地剔着牙。身后跟着两个年纪轻些的，同样流里流气，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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