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稍微像样点、干燥点的，月租起码五六只洋（元）！这还算便宜的！押金呢？规矩是‘押三付一’，就是先交三个月押金，再加头一个月租金，一出手就是……我算算，五六得三十，再加六，三十六只洋！吓死人伐？”
“这还没完！租界房子，不是你有钞票就租得到！要保人！保人要体面，最好是租界里有房产或者正经生意的。保人不好找，找到了，人家凭啥给你担风险？要‘手续费’的呀！一两只洋跑不脱！”
“住进去了，开销呢？自来水、电灯（如果有）、巡捕捐（保护费）、倒马桶费……样样比外面贵！米价？嘿，起码贵三成！小菜场里的菜，水灵是水灵，价钱也‘水灵’！”
“还有，你们一家子从华界过去，大人要做事体，小囡……哦，醒丫头要上学或者出去，来来去去，电车铜钿、黄包车钿，又是一笔……”
每一句，都像一块冰冷的砖，垒在那道无形的门槛上。
陈醒在心里默默加总：就算按最保守的估计，月租六元，押三付一就是二十四元。保人“手续费”算两元。搬家杂费、头个月必然超支的日常用度，预留十元。这就是三十六元。这还没算可能突然冒出来的其他开销，以及搬家后父亲工作衔接可能出现的收入空窗。
三十六元。
她悄悄侧过身，手探到床板下，摸到那个冰凉的小陶罐，轻轻摇了摇。里面铜板和银角碰撞，发出沉闷而实在的声响。罐子比几个月前重了许多，但距离三十六元这个数字，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她的稿费虽稳定，但毕竟微薄，且要贴补家用。父亲的收入，在维持现有生活、加速偿还赵家剩余欠款后，能结余存入“租界基金”的，也有限。
三年？她最初那个“三年计划”显得太乐观了。时局不等人。必须在更快的时间里，攒够这笔“买路钱”。
1932年春天。她给自己定下新的目标：最迟明年开春，淞沪一带通常阴冷潮湿、但也相对平静的季节，必须搬进去。满打满算，还有不到半年。
怎么攒？除了更勤奋地写，提高稿费，或许还得想别的法子？父亲那边，路线图优化已到瓶颈，能否开辟新的稳定客源？大姐的裁缝手艺，能不能接点额外的零活？甚至……她脑子里闪过一个模糊的念头：自己那些陆续发表的小文章，能不能结个小小的集子？哪怕只是简陋的油印本，在熟悉的小圈子里换点钱？这个念头太大胆，也太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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