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陈醒解释道，“我想买点更好的纸，或许再添支备用钢笔。还想……多买点书和报纸看，沈先生说过，要多读才能写好。另外，万一有什么投稿需要垫付邮资，或者……写更长的东西需要更多时间，家里也能宽裕些，不用我急着出去卖烟。”她把“应对意外”和“谋求更大发展”的想法，包裹在“写作需要”这个合理的理由里。
其实，她心里想的是，这五十元，加上她瓦罐里那一百五十元私房钱，就是两百元的“保命钱”。租界并非绝对安全，未来充满变数，手里有活钱，心里才不慌。但这个最隐秘的念头，她不能说。
父亲听完，沉思了片刻，大手一挥：“成！就按你说的办！醒儿如今是家里的‘文曲星’，读书写字的事，你懂，你说了算！”
事情就这么定下了。晚饭时，家里的气氛一扫连日来的阴郁，难得地轻快起来。母亲炒菜时多放了一勺猪油，香气扑鼻。大丫叽叽喳喳说着想买块什么样的布给醒儿做件新夹袄。父亲虽然话不多，但喝酒（难得的，母亲温了一小盅黄酒给他）时，脸上的线条都柔和了不少。
陈醒吃着饭，听着家人的笑语，心里却像隔着了一层玻璃。招弟空洞的眼神，王家紧闭的染血门板，弄堂里挥之不去的压抑，还有孙志成那句冰冷的“各人有各人的命”……像背景里永不消散的阴翳，笼罩着她此刻的喜悦。
她知道，自己的幸运，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像招弟那样无数不幸者的沉默牺牲之上的。这支笔带给她的，不仅仅是稿费和尊严，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无法推卸的清醒与孤独。
窗外，秋风又起了，吹得窗纸扑簌簌响。弄堂深处，不知谁家打开了无线电，咿咿呀呀的沪剧唱腔飘出来，唱的是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与这弄堂里真实发生的、无声的惨剧，恍如两个世界。
陈醒放下碗，走到自己的小书桌前。铺开一张崭新的、质地更好的稿纸——这是她打算用那“写作本金”的一部分去购买的。
她提起笔，蘸饱了墨水。
这一次，她不想再写电车售票员，也不想编译童话。
她在纸的顶端，用力写下三个字：
《卖》。
她要写招弟。写这个被亲生父亲像货物一样卖掉、消失在秋风里的弄堂女孩。写她的虚荣，她的尖刻，她的绝望，和她最终那具被掏空了灵魂的躯壳。写这弄堂的沉默，写人心的冷暖，写这吃人世道里，女性最卑微、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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