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队伍时常经过的霞飞路。他带回来的消息，带着前沿的硝烟味。
“今朝店里没啥生意，”铁生晚上回来，脸上带着一种疲惫却又兴奋的异样光彩，压低声音对家人说，“客人都跑到街上看热闹去了。几个熟客先生坐在里面，也在议论。”
他顿了顿，声音更轻：“我听他们说，北平、南京的学生也闹起来了，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上海这边，复旦、交大、沪江……好多学堂都成立了‘抗倭救国会’，罢课上街。”
父亲陈大栓闷头听着，吧嗒着旱烟，烟雾缭绕中看不清表情。母亲则担忧地看着儿子：“铁生，你……你没跟着去瞎闹吧？街上乱哄哄的，听说巡捕房要抓人的！”
铁生避开母亲的目光，含糊道：“娘，我就是个剃头的，能闹啥。”但他眼底那簇火苗，陈醒看得分明。
她知道，大哥不仅仅是“听听”而已。他学徒的身份，接触的人杂，消息灵通，或许已经和某些“团体”有了若即若离的联系。他那晚未归，带回来的传单，都说明了一些问题。只是在家，他选择沉默，以免父母担心。
学生的呐喊，像火种。很快，这火种就点燃了更庞大、也更沉默的群体——工人。
九月二十四日，一个阴沉的星期四。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上海滩：码头工人要罢工了！
不是一小撮，是三五万人！拒绝为寇国船只装卸货物！
陈醒这天没去老地方，她背着木托板，不由自主地朝外滩码头方向走去。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同寻常的紧张和亢奋。越靠近码头区，人流越密集，警察和租界巡捕的身影也多了起来，神色警惕。
她远远地就看到了。码头边，黑压压一片，是聚集的工人。他们大多穿着破旧的短褂，赤着脚或蹬着草鞋，皮肤黝黑，沉默地站着，或蹲在货箱、缆桩上。没有学生那样激昂的口号，也没有挥舞的旗帜，只有一种沉甸甸的、凝聚成实质的沉默。但那沉默里蕴含的力量，却比任何呐喊都更令人心悸。
工头模样的在人群中走动，低声说着什么。偶尔有几句苏北或安徽口音的对话飘过来：“……东洋船……不碰！”“对！饿死也不给小鬼子干活！”“工钱不要了！这口气要争！”
一些穿着学生装的年轻人穿插在工人中间，分发着传单，低声交谈，神情肃穆。工人们大多不识字，但接过传单，紧紧攥在手里，或用粗糙的手指小心地抚平褶皱，那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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