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在斑驳的墙上，竟有了几分决绝的意味。
寄出信的第二天，九月二十六日。
清晨，天色依然阴沉。但一种不同往常的、躁动的气息，已经弥漫在空气里。弄堂里的人们起得比往常更早，神色间少了些茫然，多了种紧张的期待。连王嫂子骂招弟（虽然招弟已经不在了）的声音都低了八度，不时侧耳听着外面的动静。
“今朝……听说体育场那边……”宁波阿婆在井边打水，对正在晾衣服的大丫低声说，下巴朝西边扬了扬。
大丫点点头，没说话，手里的动作更快了些。
陈醒的心也提了起来。她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历史的书页在她脑海里哗哗翻动，定格在某些片段上。
临近中午，隐约的声浪开始从城市西边滚过来。起初是沉闷的、汇聚而成的嗡嗡声，像远雷。渐渐地，能分辨出一些有节奏的呼喊，虽然听不清字眼，但那股磅礴的、悲壮的气势，已经穿透了狭窄的弄堂，震得人耳膜发麻。
“开始了。”陈醒站在自家门口，望着声音来的方向，喃喃道。
公共体育场。黑压压的人头攒动，像一片愤怒的、涌动的海。学生、工人、店员、教师、市民……数万人汇聚于此。标语如林，拳头如林。愤怒的声浪几乎要掀翻体育场低矮的天空。主席台上，各界代表轮流发言，声音通过简陋的扩音器传播，时而激昂，时而哽咽。决议案被一次次高声通过：“对倭宣战！”“武装民众！”“惩办失职官吏！”“全国总动员！”每一个字都像石头投入火湖，激起更大的怒吼与回响。这是上海开埠以来，罕见的、如此大规模、如此同仇敌忾的民众自发集会。租界当局和白党市党部如临大敌，调集了大批巡捕和警察在体育场外围警戒，铁青着脸，手按在警棍或枪套上。
大会结束，便是游行。汹涌的人流冲出体育场，像决堤的洪水，漫向上海的街道。队伍最前面，是巨大的白布黑字横幅：“誓死抗倭！还我河山！”学生们举着纸旗，工人们挽着臂膀，市民们跟随在后。口号声震天动地：“打倒寇国帝国主义！”“全国同胞团结起来！”“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支援东北军！”
队伍沿着预定路线前进。路两旁，挤满了观望的市民。有人默默加入，有人脱帽致意，有人偷偷抹泪，也有人神色惶恐，匆匆避开。租界的铁栅栏后，洋人们端着咖啡，或好奇，或冷漠地打量着这支与他们秩序井然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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