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末的上海，像一块吸饱了水的旧棉絮，沉甸甸，湿漉漉，压得人透不过气。天是难得放晴了，可那种晴，是惨白寡淡的，日头有气无力地挂在铅灰色的天幕上，光倒是明亮，照在身上却没有多少暖意，反而把街道上飞扬的尘土和行人脸上仓惶的神色，照得清清楚楚。
冷，是一种干冷，风像被砂纸打磨过，刮在脸上，硬撅撅地疼。街面上的气氛，比天气更冷，更紧。
游行示威的高潮似乎随着秋风一起偃旗息鼓了，但空气中那种无形的、紧绷的弦，却绷得更紧了。抵制日货的标语还在，只是更多了，糊满了电线杆和临街的墙壁，墨迹淋漓，有些被风雨侵蚀得斑驳，透着一股倔强又悲怆的气息。巡捕和警察的身影明显多了，穿着厚重的制服，眼神像探照灯一样扫视着人群，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警惕和威慑。人们走路快了，说话少了，即便交谈，也下意识地压低声音，目光时不时瞟向四周，带着一种心照不宣的谨慎。
陈醒背着她的木托板，穿行在街巷之间。脚下的步子比往日更快，更急，眼睛像不够用似的，既要搜寻可能的买主，又要避开那些巡逻的视线，还要留意地上偶尔被丢弃的、或许有字的纸片。可她的心，却像被浸在冰水里，一阵阵发紧，一阵阵发沉。
焦虑。一种近乎灼烧的焦虑，日夜啃噬着她。
时间像指缝里的沙，飞快地流走。离父亲定下的“阴历年边搬入法租界”的死线，满打满算，也就两个月。可钱呢？
她像一架上了发条、却燃料不足的机器，疯狂地运转着。
卖烟的时间延长了，天不亮就出去，天色擦黑才收摊。吆喝得更卖力，眼神更活络，连那些以往不太看得上眼的、只买一盒火柴的零碎生意也不放过。木托板上的香烟种类，维持在“老刀牌”、“哈德门”和少量“大前门”上，不敢多进贵的压资金，只求快速周转。可市面不好，人心惶惶，连抽烟解闷的人都似乎少了些，或者更吝啬了。一天下来，挣的铜板常常只比往日多出寥寥几个。
写作上，更是陷入了某种困境。
她买回来的、那些崭新的毛边纸，消耗得很快。一篇篇稿子写出来，誊抄工整，装进信封，投递出去。可回音，却越来越少，越来越慢。
打开任何一份报纸，满眼望去，头版、副刊，几乎全被触目惊心的黑体大字标题和慷慨激昂的抗战文章占据。“誓死抗争”、“还我河山”、“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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