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囡，能挣多少？”
他说着，目光看向正在整理稿纸的陈醒，眼里有愧疚，也有不容置疑的家长决断。他知道女儿已经拼尽全力，甚至超过了一个孩子该承受的。作为父亲，他不能再只把担子压在女儿稚嫩的肩上。
陈醒听着父亲的话，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她理解父亲的焦灼和那份沉重的责任感，但码头零工的辛苦与风险，她也清楚。那是真正的血汗钱，是用健康和安全去换的。
“爹……”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陈大栓摆摆手：“我晓得轻重。就去试试，能干就干点，干不了再说。总得……想想办法。”他最后几个字说得近乎叹息。
李秀珍看着丈夫花白的鬓角和眉宇间深重的愁纹，知道再劝无用。这个男人，平时沉默寡言，甚至有些固执，但真到了要扛起这个家的时候，他从不会退缩，哪怕是用最笨拙、最辛苦的方式。她低下头，继续缝补，针脚却有些乱了，一滴眼泪无声地滴在粗布上，迅速洇开。
家庭会议在一种沉重而无奈的默契中结束。没有人再反对，因为谁都清楚，这是眼下能看到的、为数不多的“办法”之一。
接下来的几天，陈大栓果然更早出车，更晚归来。有时下午三四点钟就收了车，胡乱啃个冷馒头，就匆匆赶往十六铺码头。回来时，往往一身尘土泥浆，腰背比往日更佝偻，脸上带着一种被重体力劳动榨干后的麻木，但怀里偶尔能多出几个用汗水浸湿的铜板。
家里的气氛更沉默了。母亲和大丫做活计更加小心翼翼，生怕弄出大声响，打扰了父亲疲惫的休息。陈醒则更加疯狂地写，卖烟时也更为机警，试图从越来越萧条的市场里，多抠出一分一厘。
时间在压抑和拼搏中，滑向十二月中。
十二月十七日，一个阴冷的早晨。陈醒像往常一样，背着木托板出门。街面上的寒意刺骨，行人稀少。她刚在一个避风的墙角站定，就听见远处传来报童异乎寻常的、尖利而急促的叫卖声：
“号外！号外！南京出大事体了！学生大示威！三万多人！”
“军警阻拦！发生冲突！快看号外！”
“上海《申报》、《新闻报》刊登学生抗倭宣言！要求抵抗！要求民主！”
报童的身影在清冷的街头飞奔，手里挥舞着墨迹未干的报纸，像一群受惊的鸟。零星的行人被吸引，围拢过去，急促地交谈、购买，脸上带着震惊、愤怒或忧虑。空气仿佛瞬间被点燃，又迅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