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珍用最好的油布包好，藏进那个装“最要紧物事”的小铁盒里，和剩下的几百块银元家底放在一起。家里气氛焕然一新，连宝根似乎都察觉到大人们的轻松，越发调皮捣蛋。
有了自己的房子，心仿佛就更定了一些。陈醒继续着她的双轨生活：表面是圣玛利亚女中成绩优异、即将毕业的学生，是崭露头角的年轻女作家，私下里，是沈伯安悉心培养的“种子”，是如饥似渴吸收着财务、管理知识，并默默关注着那条通过沈家船运公司悄然运转的“特殊货物”通道的观察者。
她知道，沈伯安以“赞助文化”和“合伙做些稳妥生意”为名，已与沈泽楷建立了初步联系，那条脆弱的交通线正在极其谨慎地恢复。她通过沈嘉敏，能偶尔听到沈泽楷在家谈及“码头稽查又严了”、“某批文具书籍卡在海关”之类的只言片语，这些信息，她会不动声色地记下，在定期与沈伯安见面时传递出去。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1936年。
秋天，法国梧桐的叶子开始泛黄。在沈伯安的巧妙安排与部分资助下，陈醒以优异的成绩和一篇论述“近代商业会计制度演进”的出色论文，被沪江大学商学院录取，攻读财务专业。选择沪江，不仅因其商科口碑，也因其位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交界，环境相对复杂，利于掩护。
入学那天，沈伯安亲自来送，像一位普通的、以子弟成才为荣的师长，眼底却藏着更深的期许。“好好学，陈醒。这门学问，将来大有用处。”他语重心长。
大学生活为陈醒打开了另一扇窗。课堂上的财务报表分析、成本核算、审计原理，比她自学的更加系统深入。她如鱼得水，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同时，大学里更自由也更复杂的环境，让她能接触到更多样的思想和人群，观察的视野进一步拓宽。她依然写作，但题材愈发多样，技巧也越发纯熟。她依然与沈嘉敏保持密切来往，沈嘉敏也考入另一所大学攻读文学，两人常交换书籍，讨论时局，友谊在共同的成长中愈发醇厚。
1936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也格外冷。北风呼啸着刮过上海滩，卷起街头的落叶和尘土，也卷动着人心深处的不安与躁动。报纸上的消息越来越扑朔迷离，各种传言像野草般在街头巷尾滋生。
十二月初的一个傍晚，天色阴沉，寒风刺骨。陈醒接到一个意外的口信，并非来自惯常的渠道，而是一个陌生的卖报孩童，塞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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