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桌上，酒液飞溅。他眼中充满了不解与一种被冒犯的愤怒。
“就为了几十个码头苦力和洗衣妇？威廉姆斯，你在中国待了十五年，我也待了十二年！这种事以前难道少吗？上海、汉口、天津……哪次最后不是赔点钱，道个歉，或者干脆连道歉都没有，事情就过去了？那些中国的总督、巡抚、督办，哪一个不是最终选择‘顾全大局’、‘维系邦交’？”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带着一种积郁的愤懑：
“这个陈树坤，他到底在想什么？他难道不知道激怒英法两国的后果？他难道以为靠他那几门德国炮和一群农民出身的士兵，就能挑战维系了近百年的秩序？为了这么一点‘小事’，赌上他好不容易打下的地盘和前途……他疯了吗？还是他觉得，中国人的命，突然就比帝国的脸面和条约还要重要了？”
威廉姆斯沉默了。他知道领事说的“以前”是什么样子。那些不了了之的冲突，那些在领事馆傲慢照会下最终退缩的中国官员，那些被几艘炮舰就吓得赶紧“惩凶”、“赔款”的地方政府……那才是他们熟悉的、可以掌控的“游戏规则”。
可现在，规则似乎被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用最粗暴的方式撕碎了。
“或许……”威廉姆斯艰涩地开口，“或许他正是觉得，中国人的命，现在该比什么都重要了。至少，比我们以为的‘大局’重要。”
卡尔顿像被这句话刺了一下，颓然坐回椅子里，用手捂住脸。窗外的探照灯光又一次扫过，将他瞬间照得惨白，又迅速没入阴影。
他摇摇头，又倒了一杯酒，这次喝得极慢，酒液在杯壁上挂出淡淡的痕迹。
他一字一顿，“他根本没打算给我们退路，他要的是彻底的、公开的羞辱。他要让所有中国人看见，让全世界看见——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在他的枪口下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