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油子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不安。
“我们……能守住吗？”
副官终于问出所有人不敢提的问题。
米拉尔没有回答。
重新举起望远镜，望向北方越来越浓的晨雾。
良久，轻声说：
“上帝保佑法兰西。”
红河三角洲的村庄、街巷，恐慌如瘟疫蔓延。
亲法越南官僚开始秘密转移财产。
税务局局长阮文道，连夜把妻儿送上开往西贡的船。
码头边，他攥着妻子的手，声音哽咽：
“先去西贡，不安全就去法国，马赛的小屋钥匙在……”
妻子抱着孩子，泪如雨下：“你不走？”
“我是官员，法国人不会放我走。”
阮文道惨笑，“我走了，中国人清算，家人难逃。我必须留下，装样子。”
越南伪军兵营，恐惧更直白。
刚征召三个月的北江新兵，抱着步枪缩在墙角发抖。
三个月前还在插秧，如今要上战场。
“阿雄，”老兵压低声音，“中国人来报仇，芒街杀了两千人，现在要杀我们。”
“我们没杀中国人……”新兵声音发颤。
“你穿了法军的衣服，就是敌人。”
老兵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听说他们不要俘虏。”
新兵脸色瞬间惨白。
这样的对话，在每一个伪军兵营上演。
士兵装病、丢弹药、夜间开小差。
法国军官鞭打、枪托砸，却拔不掉恐惧的根。
河内茶馆，几位老人围坐低语。
“中国人要打过来了，打法国人。”
一阵沉默。
“法国人该打。我儿子被监工鞭死，扔进湄公河，官府说他自己摔死。”
“我女儿被工头侮辱，跳了红河，尸骨无存。”
一位老人左右张望，压着嗓子：“听说中国人不杀百姓，只杀法国兵和走狗。”
老人们对视，眼神复杂。
恨法国人，六十年殖民压榨，恨入骨髓。
怕战争，怕炮火，怕沦为冤魂。
这种矛盾的心态，在越北每一寸土地蔓延。
法国殖民当局的权威，在恐慌与流言里，悄然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