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的科举和学堂办得风生水起，消息传到成都，已是秋末。
蒋琬和费祎在丞相府中对坐，面前摊着魏延从洛阳送来的详细奏报。
蒋琬将奏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放下，长叹一声：“魏文长这一手，干得漂亮。”
费祎端起茶盏，抿了一口，不置可否。
蒋琬又道：“他在洛阳开科取士，又办崇文堂，收揽人心，安定流民。这些事，本该是朝廷做的。我们没做，他做了。”
费祎放下茶盏，淡淡道：“那我们也做。成都也有太学，也可以开科取士，也可以办学堂。朝廷的科举，比他的更有权威。”
蒋琬眼睛一亮：“文伟的意思是……”
费祎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外面金黄的银杏叶，缓缓道：“魏延在洛阳开科，我们就在成都开科。他招一百人，我们招两百人。他办学堂，我们办太学。朝廷比大都督府更高，难道还怕比不过他？”
蒋琬沉吟片刻，点了点头。
于是，蜀汉朝廷的第一场科举，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中，仓促上马。
告示贴满了成都城的大街小巷，措辞比魏延的告示更加华丽，引经据典，洋洋洒洒。
科举的日子定在十月十五，考场设在成都的太学。
主考官是费祎亲自担当，副主考是蒋琬。
试题由费祎亲自拟定，三道题：第一道，“论为政之要”，第二道，“论治蜀之策”，第三道，“论天人之际”。
然而，问题很快就来了。
第一，报名者寥寥。
成都虽然是蜀汉都城，但读书人的数量远不及中原。
况且，魏延在洛阳开科时，那些世家子弟是断了仕进之路，走投无路才去考的。
蜀中的世家们，在朝廷中本来就有官做，何必去参加科举？
万一考不上，反而丢脸。
来报名的，大多是成都周边的寒门书生，还有一些在衙门里做小吏却多年不得升迁的底层文人。
报名总数不到一百人，离费祎预期的两百人差了一大截。
第二，考生水平参差不齐。
寒门书生底子差，连经史都没读过几本，答卷词不达意，字迹潦草。
有人在卷子上写“治国如种田，要风调雨顺”，被考官斥为“俚俗不堪”。
有人在卷子上写“陛下圣明，臣等愚钝”，通篇都是奉承话，没有一句实质内容。
费祎阅卷时，脸都青了。
第三也是最要命的，是舆论翻车。
成都城中开始流传一首民谣：“成都开科取士，不如洛阳一纸。费公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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