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主官是国子祭酒，类似于现代的国家教育部部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于北魏一朝的中央官学设有太学、国子学、皇宗学、四门小学和专门学科教育，其中太学就是传统汉朝的最高学府，国子学则是司马氏为了满足门阀利益，专为士族子弟设置的最高学府，与太学大差不差，皇宗学是专门面向皇族子弟的学校，四门则是依照堂四方之门衍生出的四面学府，原本也面向再次一等的皇族子弟，而后无甚大用，专门学科便是“律学”、“算学”这类实用性强、适合就业的学科，学成后便是“律博士”或“算生博士”，人数不多，方便从事相关专业的工作。
之所以说这么多，是因为国子寺内的太学、国子学等学府的学生有着品阶，算是政府官员，且入仕不需要策试，直接迁补便可，而后为官，算是一条方便的迁升之道，提出均田制的李安世、后来的名将贺拔岳、韦孝宽等人就都做过太学生。
高殷则希望通过配置文林馆这个新机构，取代国子寺的部门职能，从而将未来诸多的新官员变成自己的门生，毕竟他是皇帝，帝国却不完全属于他，还属于整个统治阶级，而推行考课乃至科举，必然会引来那些士族的反弹，即便明面找不到理由，私下也会阻挠，尽可能拖延这套取士新法的成立。
毕竟谁没事喜欢考试啊！
因此若是在国子学考察这批孝廉，那么定然要出不少的幺蛾子，甚至会有什么星象之说来指桑骂槐，指责高殷动了祖制。
而转入到文林馆便无太大问题，那是自己的潜邸，有着魏长贤、房熊、颜之推等诸多好用的文臣，使他们编纂考课教材问题不大，且文林馆本就是“待诏之所”，与皇帝本人关系匪浅，如果把皇帝视作一个类似丞相、司徒那样的职位，那么现在与高殷举行内朝的诸近臣和文林馆、天策府的文士将领们，就都是他这个“皇帝府”的私人辅属，优先执行皇帝的意志，对朝廷的责任则次之。
且国子寺也不是没有安抚之策，高演登基后下诏，让国子寺可以备立官署，依旧置生，讲习经典，而且同样要岁时考试。这是高演对国子学的全新创制，比起前代的国子学，具备了更多功能，如训教胄子、统理学官和生员，为后来的隋唐所承袭，高殷既然灭了高演，便也不客气的将这项改革笑纳，这也符合他作为汉儒之君的风格，并根据旧魏制度重新设立四门小学等学科，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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