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乱爆发后，唐朝国库空虚，李隆基让杨钊用他无敌的国忠想想办法，杨国忠想出来的妙法就是去山西卖度牒，很快凑齐了一百万贯；
这对百姓来说也的确是好东西，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一个经济特区的金户口，能逃税逃兵役徭役，比铁饭碗还要高两个级别，所以也有很多人拿来炒高价，以后家里有人需要逃役可以直接用，实在没地方用也可以卖给别人，不怕砸在手里，简直等于后世的股票期货，而且还是一本万利绝对不会烂在手里的硬通货。
而现在，高殷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开一个口子，即大州扩充十五个名额，中州十个，小州五个，每年增加了八百名僧人的入库量，等于皇帝主动拓展了佛教的影响力，对佛教有利；
既然对佛教有利，那么皇帝对这八百新僧的编制有所要求也就不奇怪了吧？
卷，全给我卷，都给我当做题家！好好研究抽象的佛理如何与大齐律法融会贯通，在现实生活中指导百姓依法诉讼，过上具有大齐特色佛法主义社会的高品质生活！
而后高殷再不断拿出一些简单的判例法、成文法的例题让这些小寺做题家们进行思考，反过来又推动国家司法对证据链、时间线、犯罪动机和行为轨迹、不在场证明等后世刑侦学的基础知识探索和建设，从而使大齐的司法制度趋于完善，为之后制定和执行严格的司法流程打下基础；
再通过高殷自己和文林馆的待诏文士们创作一批类似《狄公案》、《李公案》、《刘公案》之类的平断冤狱，惩办贪官污吏地痞恶霸的推理话本，培养民间对知法守法、依法行事的爱好，塑造他们对国家法度的信赖和恐惧，就能在无形中使齐律深入朝野人心。
而这就间接抬高了高殷和他所精选的这批小寺做题家的地位，这和当初开办武会、招募河北士族豪强以及旧洛宿卫作为自身新班底是一样的，都是汲取在社会中处于劣势、郁郁不得志而又有潜力的底层阶级，以才能作为选拔标准，使他们能够迅速完成阶级跨越，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高殷连他们的官面称呼都想好了，既然是修习律法的僧人，就叫“法师”好了。
再允许他们在各地建立类似律师事务所的“讼寺”，专门负责诉讼事务，有执业资格的法师们就可以在收取高额诉讼费的同时，与当地士绅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这种诱惑是法师们根本无法拒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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