腿办事的，您有任何吩咐，尽管安排他们。”
张苇村走进大楼，扫了一眼这些工作人员，心里瞬间凉了半截。这十几个人，看着是普通办事员，实则全都是刘珍年的亲信，其中大半还是情报厅的情报人员，自己在这栋楼里，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写什么文件，甚至见什么人，刘珍年都会第一时间知道，自己完全被监视起来，成了笼中鸟，根本没法开展任何工作。
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张苇村试图扭转局面，仗着自己党务主任的身份，开始给山东政务系统的官员发请柬，约见财政厅长、民政厅长、教育厅长等一众官员，想借着党务工作的名义，插手山东政务，拉拢官员，培植自己的势力。
可他万万没想到，请柬发出去不少，却没有一个官员前来赴约。所有被约见的官员，全都找各种理由推脱：要么说身体抱恙，在家养病，没法出门；要么说公务繁忙，要下基层视察，脱不开身；要么说出差去了外地，短时间内回不来。各种各样的借口，全都是敷衍，没有一个人敢来见他。
山东的官员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自己是在刘珍年的麾下吃饭，拿的是刘珍年的俸禄，听命于刘珍年，而且大家早就暗中听说，张苇村还没到山东，带来的中统特工就被一网打尽，他孤身一人来到山东，根本斗不过刘珍年，完全是个空架子。谁也不想得罪刘珍年，自然没人敢搭理张苇村。
张苇村接连数日，约见官员处处碰壁，连一个人影都没见到，彻底成了孤家寡人。他坐在简陋的省党部大楼里，看着空荡荡的办公室，身边全是刘珍年的眼线，心中又气又恨，憋屈到了极点。他知道，自己在山东已经彻底被架空。
满腔怒火无处发泄，张苇村只能拿起笔，铺好信纸，连夜给南京的陈果夫、陈立夫，还有娘希匹先生写了一封长篇告状信。
信中把刘珍年骂了个遍，细数刘珍年的“罪状”：说山东完全是刘珍年的独立王国，不受中央管控，截留山东所有税收，一分钱都不上交给中央；私下大肆扩军，军队规模已经将近二十万人，军备扩张毫无节制；还暗中抓捕中央派遣的情报人员，排挤中央势力，独断专行，加重山东民众经济负担，目无中央，形同割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