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
这是每一个人都向往的理想社会，所以，它也只能是理想。
法家则提出法、术、势的学说，其实就是一种强调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效率的政治理论。“法”和“术”是维护“势”的重要手段，严刑峻法是君主治理能力体现，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有效性保证。
“势”是指君主的权力、权势、威势，法家尤其突出“势”的功用，强调“势”是君主治理能力体现，也是国家治理具有效率的保证。
法家的治理理论以自然人性为基础，认为人性是趋利避害的，其行为皆出于利益而已，而人际关系也是一种利益交换，厚赏重罚立足于人的逐利本性，从而达成天下治理的最终目标。
可以说，在道德修养、追求无上大同的道路上，儒家得天得厚、无可撼动，故而得到历代帝王的追捧。而在国家治理上，法家却又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王道”与“霸道”是儒、法两家的不同治理模式，儒家的理想政治以仁义道德作为统治原则和目的，是“王道”；法家的政治理想则强调以效能作为政治原则和政治目的，是“霸道”。
然而历史证明，仅仅以“王道”或仅仅用“霸道”，皆不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目的。“王道”重德，关心民意；“霸道”重功，关心权位。但两者都有益于国家治理，故而自汉朝以降，形成儒、法互补、王霸杂之的多元一体的治理体系，“王道”和“霸道”须并用，奠定了中古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
儒家为“义”，法家为“利”，故义利双行，缺一不可。
这便是本质上的“内圣外王”！
在某一程度上，儒家有看上去那保守，而且放、兼容并蓄。它意识到自身的缺陷，立即便予以吸纳补充，所谓的法家现在只是一个称谓而已，早已被儒家兼并吸纳，合二为一。
那么，儒家是否会意识到自身对于专业知识方面的缺陷，从而吸纳自然科学呢？
谁也不知道，而且谁也决定不了。
无论是孔颖达也好颜师古也罢，这些当世大儒都不可能代表儒家下达行或者不行的决定，这需要时间去检验，若是有利于儒家，谁反对也不行，它会潜移默化的将之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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