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地就把这番话，用中文小声翻译给了张谋子听。
张谋子那火爆脾气，当场就炸了。
他脸色涨红，攥着拳头就要上前去跟那个法国佬理论。
“你他妈说什么！”
张红旗眼疾手快，一把从后面按住了他的肩膀力道大得惊人。
“谋子，冷静。”
巩皇等几个年轻演员，更是第一次在异国他乡感受到这种刺骨的带着种族偏见的屈辱。
她们的眼圈都红了，感觉自己就像动物园里被围观的猴子，不是来参加电影节而是来被审视的异类。
整个团队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所有人都看着张红旗，等着他发作，等着他为中国电影人讨回一个公道。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张红旗脸上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愤怒。
他只是平静地看着那个傲慢的法国评论家，甚至还对着他微微地点了点头，露出了一个礼貌性的笑容。
然后，他转过头，用中文对自己的团队平静地说道：
“他说得对。”
“我们的确带来了好酒。”
“但不是给他们这种人喝的。”
“从现在起，所有人保持安静。不要跟任何人发生争执，不要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我们用作品说话。”
当晚，在电影节的开幕酒会上，这种被边缘化的感觉更加明显。
巨大的宴会厅里，名流云集，星光璀璨。
好莱坞的巨星，欧洲的艺术大师，全世界的顶级片商都在这里谈笑风生，推杯换盏。
而《红高粱》剧组的一行人，就像一群穿着漂亮礼服的透明人，尴尬地站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没有一个记者把镜头对准他们，没有一个片商过来跟他们搭话。
他们手里端着香槟，却一口都喝不下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属于别人的繁华。
第二天，那位傲慢的评论家皮埃尔·杜邦，在他主编的《电影手册》专栏上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
文章的标题是，《戛纳需要的是艺术，而不是异国情调》。
文章里，他不点名地批评了选片委员会。
认为他们为了追求所谓的“世界性”和“多元化”，把一些“完全不具备现代电影语法”的“来自农业国家的宣传作品”也选进了主竞赛单元。
他认为，这是“对法兰西艺术精神的亵渎”，是“一种虚伪的政治正确”。
这篇文章，在电影节上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讨论。
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就是那部来自红色中国的《红高粱》。
还没上映，这部电影就已经被贴上了“政治正确产物”和“艺术价值低下”的双重负面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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