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没有这些东西。
文官们分属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翰林院、通政司等不同的衙门，各有各的隶属，各有各的上司，各有各的职责范围。
吏部管不了刑部的案子，户部管不了兵部的军饷，都察院的御史可以弹劾六部的官员，但御史本身隶属于都察院，有自己的长官和同僚。
没有一个统一的领袖可以指挥所有的文官，没有一个统一的章程可以约束所有的文官，没有一个统一的财政可以供养所有的文官。
皇帝坐在最上面，是所有人共同的主宰。
六部尚书互相之间是平级关系，谁也不比谁高一头；侍郎对尚书负责，尚书对皇帝负责，不存在一条从最高处一直贯穿到最底层的纵向指挥链条。
如果“文官集团”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那它应该有一个领袖——一个可以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发号施令的人。
但刘健在的时候，谢迁和李东阳与他意见不合；谢迁在的时候，焦芳与他互相看不顺眼。
他们从来没有像一支军队一样，整齐划一、令行禁止过。
更重要的是，文官之间的利益经常是分裂的。
浙江的官员和江西的官员在赋税分配上针锋相对，南京的官员和北京的官员在权力归属上互不相让，言官和内阁在政策方向上各执一词。
他们会互相弹劾、互相攻讦、互相拆台，有时候激烈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一个“集团”内部如果存在如此频繁和激烈的内斗，那它还能算是一个“集团”吗？
所以，严格来说，大明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文官集团”。
没有正式的组织架构，没有统一的领袖，没有清晰的利益一致性。
文官们是一盘散沙，是一群各自为政的人，是一群在多数时候互相争斗、只在少数时候才会表现出某种一致性的个体。
但问题在于，他们确实会在某些时刻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比如说，在反对皇帝的大兴土木、谏诤皇帝的不当行为、保护某条被认为是“祖宗之法”的制度时，他们又的确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丝毫不亚于一个有组织的团体。
像弘治年间，他父皇曾经想修缮乾清宫的几个殿宇，因为有些地方确实年久失修。
但当时的内阁和六部以“国库不丰”为由，联合反对，联名上疏劝谏，他父皇最后只好作罢。
这种惊人的一致性，主要来自三个“共享”。
第一个共享是意识形态（儒家）：所有文官都读四书五经，信奉“天下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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