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爸留下的那杯。
我端着那杯豆浆，走到垃圾桶旁边，慢慢地，一滴不漏地倒掉了。白色的液体流进黑色的垃圾袋里，发出细细的声响，像叹息。
然后我走回座位，给我姐发了一条消息。
“姐，晚上我想喝粥。白粥，什么都不加。”
她秒回了：“好。”
我看着那个字，忽然笑了一下。
窗外的雨还在下。
步行街上的人渐渐稀疏了。一个穿红色雨衣的小孩踩着一个水坑，水花四溅，他笑得很大声。他的妈妈在后面追，嘴里喊着什么，应该是“别踩水坑会感冒”之类的话。但小孩不听，踩了一个又踩一个，妈妈终于追上他了，一把抱起他，小孩在她怀里笑得浑身打颤。
我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不是嚎啕大哭，不是声嘶力竭。就是一个字，一滴泪。
一滴，接着一滴，无声地、克制地、像春雨一样落在手机屏幕上，落在那个“好”字旁边，把屏幕弄得一片模糊。
我伸手把眼泪擦了，又擦了屏幕。
手机屏幕干净了，那个“好”字清清楚楚地亮着。
好。
一切都还会好起来的吧。
只是不是现在。
我妈真正出现在我面前，是搬出来之后的第十二天。
那天下午没课，我在房间里整理书架。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切出一块明亮的长方形，灰尘在光柱里慢慢地飘，像极了医院走廊里消毒水的气味。
门铃响了。
我以为是快递，开门的时候还在想最近没买东西。
门打开，我妈站在外面。
她瘦了很多。不是“看起来清减了”那种瘦，是那种不正常的、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掏空了的瘦。颧骨高高地凸出来，下巴尖得像刀削的，眼窝深深地陷下去，两只眼睛嵌在里面，显得大得不真实。
头发没怎么打理，随便扎在脑后，碎发乱糟糟地支棱着。穿着一件我从来没见过的深灰色外套，大了一号，空空荡荡地挂在身上，像一个偷穿大人衣服的小孩。
她手里提着一个保温袋。
我们就那样隔着门槛对视了大概五秒钟。她的嘴唇在动，但没有发出声音，像一条被捞上岸的鱼，嘴一张一合地翕动着。
“妈给你炖了点汤，”她终于说出了声，声音沙哑得不像她，“白萝卜排骨汤，没有黄豆，什么都没有放。你看，妈把保温袋打开了，你检查一下。”
她蹲下来，拉开保温袋的拉链，把里面那个保温桶拿出来，揭开盖子。白萝卜和排骨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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