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至元十七年春，大都皇室奢靡之风彻底放开，宗藩竞逐繁华、勋贵攀比奢华、帝王姑息纵容、朝堂谏言沉寂。
上有九重纵奢之因，下有百里贪腐之果。
历朝历代，朝政之弊，必先始于中枢，而后烂于州县。
京师权贵挥霍无度、府库钱财流水般耗费，宗王府邸大兴土木、夜夜宴乐、日日奢靡，朝中高位之人皆知「富贵可纵、法度可宽、帝王不罪」。
自上而下的肃政风气一朝瓦解，原本战后勉强维持的吏治纲纪，瞬间土崩鱼烂。
大元立国初时，忽必烈尚怀勤政之心、重吏治、惩贪墨、严法度、恤民生，州县官吏多有敬畏、不敢妄为。
可自崖山一统、天下一归之后，君心自满、朝纲松弛、督查懈怠，再加近年连年改制、官制更迭、冗官堆叠、派系交错，中枢管不到行省、行省管不到州县、州县管不到吏胥，吏治漏洞层层敞开。
更兼当朝财政尽归色目权臣把持，中枢只重赋税充盈、只追国库增收、只求四海贡利，不问民生疾苦、不查州县虚实、不究官吏脏私。
朝廷唯以税粮多寡定官员升降，不问田亩真假、不问百姓死活，于是天下州县官吏，尽数悟得一条升官捷径：竭万民之脂膏，博一己之功名。
奢靡风起于大都，贪腐祸遍于天下。
自此，大元地方官场，上下勾结、层层贪墨、逐级盘剥、全域溃烂。
其贪腐之弊，首坏于行省大员。
各行省平章、右丞、参政等封疆大吏，手握一方军政财赋大权，远离中枢监察、地处一方独尊。
眼见大都宗王挥霍万金、权贵富贵无边，心中贪欲骤起、羡慕成弊。
纷纷效仿京师风气，大修官署、广置田宅、蓄养歌姬、收纳贿赂、结党营私。
行省大员心知：朝廷远在万里、督查松弛、中枢只重税额。
于是定下规矩：税粮定额，分毫不少；私囊贪墨，尽数自留。
每当中书省下达天下赋税、粮饷、盐课、茶税、商税定额，行省官员先行截留一层，美其名曰「行省办公杂费、藩镇修缮资费、驿路供给之用」，实则尽数归入私囊、供一己奢靡、结分润。
上行下效，路府官员紧随其后。
路总管、府尹、安抚使，承接行省政令，明知赋税已被上层盘剥，却不敢违逆上官、不敢触碰权贵利益。
于是转头向下，加倍加码、二次增派，将上层贪腐的亏空、自身奢靡的耗费、官场应酬的银两，尽数摊派到辖地百姓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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