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梁老先生正躺在一张鸦片床上，动弹不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只有眼角不停地淌泪。他的儿子在牢里，他的烟馆被人砸了，他的妓院被查封了，他一辈子攒下的那点名望和基业，像沙滩上的城堡，被一个白人的一顿酒疯和一个警察局的封条，三两下就冲垮了。
他刚来美国的时候，他的儿子才两岁，他走的那天，儿子还在床上睡觉，脸朝里，只露出一圈毛茸茸的后脑勺。他不敢回头看他，怕一看，就迈不动腿了。三十年了，他来这里三十年，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被白人骂过Chink，被警察打过耳光，在铁路上炸山炸聋了一只耳朵。可他撑下来了。他撑下来，就是想让我的儿子，不用再吃这些苦。”
“可他吃的苦，”梁老先生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得几乎听不见，“还是跟我一样。”
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从小被捧在手心里长大，没吃过什么苦，没受过什么罪，忽然之间被推进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室，被一群五大三粗的白人警察围在中间，被按进冰水里，被剥夺睡眠，被当作一条狗一样地对待。他做错了什么？他打了一个畜生不如的白人，一个把十九岁的姑娘打得终身不孕的畜生。可在这个国家的法律面前，那个畜生是“公民”，而他的儿子呢，不过是一个“Chink”。
次日清晨，皇宫酒店的早餐厅里，阳光从落地窗倾泻进来，将白色的桌布染成一片温暖的金色。秦渡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十分钟。他挑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他百无聊赖地翻着菜单，咖啡来了，他端起来喝了一口，苦味在舌尖上化开，让他混沌了一夜的脑子清醒了几分。
八点整，詹姆斯·邓肯准时出现了。
那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白人男子，中等身材，略微发福，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三件套西装，马甲上的金表链在晨光里晃来晃去。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架着一副银边圆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大，却锐利得像两把手术刀，看人的时候仿佛能把你剖开，看穿你肚子里每一道弯弯绕绕的心思。
邓肯走到桌前，与秦渡握了握手，那握手短暂而有力，不带任何多余的温度，像在完成一道程序。
他坐下来，不客气地拿过菜单，飞快地点了一份煎蛋、培根和一杯黑咖啡，然后将菜单往旁边一推，双手交叉搁在桌上，直接进入了正题。
“秦先生，您昨晚在电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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