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仿佛从骨头缝里挤出来的声音叫过的名字。
秦渡很少喝醉。或者说，她认识他这些年，没见过他醉过。
他永远是清醒的，克制的，说话的分寸、举杯的时机、看人的目光，都在一种精准的、可预测的范围内。
他不允许自己失控。
但有一次，只有一次，那是他刚到旧金山不久，为了她在唐人街一掷千金的那个晚上，他喝了很多。
不是那种在社交场上端着水晶杯小口啜饮的喝法，是在所有人都走了之后，一个人坐在空了半瓶的威士忌旁边，一杯接一杯地灌。安娜坐在他旁边，没有说话。只是坐在那里，替他倒酒。
那晚秦渡说了很多。关于旧金山，关于葡萄酒，关于那个他不愿提起却又放不下的故园。他说到一些人事，语气渐渐从谈正事的清冽，变得柔和下去，像一把收拢了锋芒的剑，露出了剑脊上那些不为人所见的、细密的、被常年摩挲过的纹路。
“青瓷。”那两个字被他说出来的时候，声音低得像是从胸腔的最深处翻上来的，带着威士忌的灼烧和一种说不清是温柔还是痛苦的沙哑。
安娜没有问他青瓷是谁。她只是记住了那个名字。记住了他说那两个字时，整张脸上那些坚硬的、疏离的、拒人千里的线条，在一瞬间全都收了起来，变成了另一种东西。
安娜见过秦渡谈判时的冷静，见过他与人对酌时的从容，见过他在葡萄园里检查橡木桶时的那一份专注与耐心。
那些都是真的。但那天晚上的秦渡，她从未见过。彼时她还不确定“青瓷”是谁，如今一切都串了起来。青瓷，沈青瓷。
那个让秦渡在一千个清醒的夜晚，都无法抵御一次半醉时脱口而出的人。
黄安娜站在原地，脑子里翻涌着许多念头，面上却没有任何变化。
她的目光缓缓移向病房半掩的门。光线从门缝里淌出来，柔和的，不刺眼。
宝珊先推门进去，说“青瓷姐姐，你看谁来了”。
她看到一个女人坐在靠窗的扶手椅上。
午后三点钟的光线从窗户斜射进来，在东河的水面上折了一道弯，又穿过玻璃，落在房间里，恰好铺在她的半侧脸颊上。
她穿着一件豆沙色的缎面旗袍，服服帖帖地顺着她的身形垂下去，在腰侧收出一道不紧不慢的弧线，又在膝弯处散开，铺在椅面上。那件藕荷色的羊绒披肩松松搭在肩上，流苏长长短短地垂下来，在旗袍的立领旁边轻轻扫着，像柳枝拂过石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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